第
十一 課
瑞士的改教運動
瑞士改教運動先鋒：慈運理
正當路德在德國推動改教運動之時，神在瑞士興起另一位僕人發動教會改革，他便是慈運理(Zwingli Ulrich Huldrych, 1484-1531
A.D.)。慈運理與路德同年出生，早年在維也納大學受教育，深受當時的基督教人文主義影響，因而對古典文學有極濃厚的興趣，也同時極嚮往按照原文解釋聖經，於是便在聖經真理的瞭解上奠下重要的基礎。
主後一五Ｏ六年慈運理開始在一間相當具規模的教會工作，他的講道深受教會的信徒歡迎，於是不久便成為很有名的講員。剛開始事奉，慈運理便致力於改革工作，只是他改革的對象不是教會，而是社會。他猛烈抨擊當時瑞士的雇傭兵制度；當時瑞士的聯邦與一些出得起高價的大國（如法國）簽約，任由那些大國雇傭瑞士人當兵為他們打仗，總之價高者得。慈運理對於自己同胞以血換金錢的作法，深痛惡絕，便在瑞士聯邦要與法國簽約時，極力反對。一些權貴非常憎惡慈運理，於是向教會施壓力，而慈運理便在主後一五一六年被迫離開他事奉了十年的教會，去艾斯登，那裡是瑞士人文主義的大本營。到了艾斯登，他致力研讀聖經，對於新約尤其有更深的領悟。越是熟識聖經，他便越覺得教會諸多不妥之處。首先，他對於一群一群的信徒湧到當地的聖母院朝聖，以求贖罪，感到非常不安，聖經所宣告的救恩與朝聖根本完全是兩回事。於是，他開始按照聖經的教導向信徒解釋，他們的罪不能借朝聖或任何善行得到赦免，要贖罪便得來到主耶穌基督的面前，求祂赦免。他更進一步抨擊教會售賣贖罪券，並且宣稱教皇沒有權柄赦罪。然而，很奇怪地，教皇卻于主後一五一八年調派他到蘇黎士的大教堂任職。在那裡，他的改革運動才真正開始。在蘇黎士不到兩年，他便取得省議會的信任與支持，到了主後一五二二年，他竟敢與十位聖職人員公然上書主教，要求他准許他們結婚，因為聖經沒有禁止傳道人結婚的。這要求只是試金石而已；不久，他們又進一步要求廢除大齋節，認為聖經根本沒有這樣的教訓。主教企圖立刻鎮壓這種叛變，但慈運理已作好一切準備，他發動市議會通過一道法令，就是教會任何的習俗，都要基於聖經的教導。省議會同時在主後一五二三年一月安排了一次公開的神學辯論，並宣佈一切的辯論必須以聖經為依據。在辯論中，慈運理宣讀他所寫的《六十七條》（Sixty-Seven Articles），將一些基本的聖經真理清楚簡潔地列出來。在這《六十七條》中他肯定聖經的權威是遠超過教會傳統的權威，因信稱義的道理，他否定人可以用善行來積聚功德，以求贖罪，亦否定彌撒是獻祭，否定煉獄的存在，同時，他宣告傳道人結婚是聖經所許可的。在這次辯論中，慈運理大獲全勝，於是便在省議會的支持下展開改教運動。除了在教義上作出重大改革外，慈運理更率領支持他的人，將教堂中的圖像及一切裝飾完全清除，甚至連風琴也不能倖免。主後一五二五年，彌撒正式被簡單的聖餐儀式取代，慈運理稱聖餐為愛筵，只表明信徒在愛的團契中紀念主的死，而完全沒有獻祭的意義。隨後，所有修道院的產業被沒收，託管於省議會之下，學校也重新改組。
慈運理在蘇黎士的改革如此順利，其實是有賴瑞士當時的政治體制。瑞士是一個由許多個州郡（cantons）組成的聯邦，每一個州郡都是相當獨立，而不受制於聯邦議會的，因此，只要蘇黎士的省議會支持，其他州郡都是奈他不何的。然而，倘若整個瑞士只有蘇聯上改教，他便勢必孤立無援，至終只會失敗。因此，下一步最重要的，還是贏取其他州郡的支持。於是慈運理便派他最信任的同工前往其他州郡推展改革運動。他派艾科蘭巴迪(Johann
Oecolampadius, 1482-1531 A.D.)到巴色(Basel)、布沙(Martin Bucer, 1491-1551 A.D.)到史特勞斯堡(Strassburg)，而他則親自前往伯恩(Berne)。不久，這三州就投入改教運動，而聖葛籣、沙弗哈遜、莫爾哈遜、格拉勞斯也隨即加入這行列。至此，聯邦中差不多一半的州郡加入了改教運動，要不是慈運理在主後一五三一年戰死沙場，相信他發動的改教運動會蔓延到更多的州郡。
慈運理若能夠與路德達成協議，聯成一陣線，相信他未必會戰死沙場。主後一五二九年，位與瑞士山谷中的州郡幾乎全部落在慈運理的手中，而山區的州郡則依然保持天主教的信仰。在過往兩三年間，雙方的關係非常緊張，大有開戰的可能，然而雙方都知道，倘若戰爭爆發，雙方的損失都會很慘重，於是在主後一五二九年協定，用談判的方式達成和解。但山區的天主教州郡卻在談判的同時，積極備戰。慈運理知道，雙方的戰事似乎是不能避免的。同時德國方面情勢亦非常危急，查理五世亦準備以武力對付德國的基督徒。這正好是慈運理與路德攜手合作的時候，但可惜在商討中，他們對於聖餐的瞭解出現分歧。路德認為聖餐中的餅真是基督的身體，而酒亦不折不扣地是基督的血，他用"同質論"（Consubstautiation）的觀念作解釋。而慈運理卻認為餅和酒只是一種象徵，一種喻表，並不是實質地成為主的身和主的血。他們各持己見，最後路德憤然在會議桌上寫上"這是我的身體"幾個字，然後拂袖而去，他們的合作談判便告破裂，而慈運理便得單獨面對瑞士天主教州郡的挑戰。戰事終於在主後一五三一年爆發，結果天主教州郡聯盟取得勝利，而慈運理在卡甫爾一
役中陣亡。基督徒雖然在戰場上失利，但在和談會議上卻爭取到宗教自由的權利，即是說，每一個州郡自己決定自己的宗教模式，基督教的州郡可保持基督教的模式，但卻不能煽動其他天主教的州郡發起改教運動。這樣一來，改教的成果雖然可以保存，但卻失去了擴展的可能。瑞士的改教運動便由此停滯下來，要等到加爾文的出現才有新的發展。
在這裡，我們學到一個很重要的教訓，就是假若弟兄姊妹為了些微神學理解的分歧，而忘記了在很多重要的真理上有共同的基礎，以致不能同心興旺主的工作，甚至互不相容，神的國度是很可能因人的意氣受到損害的。路德與慈運理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之間無論對聖經的權威，對基督、救恩的瞭解都非常相同，其實大可在共同的信仰基礎上建立聯盟，可惜因著小小的神學分歧，使他們分道揚鑣，結果造成極不愉快的後果。
主後一五三一年，查理五世對基督教的威脅越來越大，有鑑於此，歐洲各處的基督教邦國聯合起來，組成施馬加登聯盟（Smalcaldic League），共同對抗查理五世的軍事威脅。這樣查理五世才放棄用軍事解決改教運動的意圖。當這種緊張的氣氛稍為和緩，天主教和基督教雙方亦開始彼此接觸，希望探討和解的可能。其實，一種合一的嘗試早在那時已經出現。結果雙方在主後一五四一年派出代表在立迪斯本（Ratisbon）開會，尋求合一。基督教方面有墨蘭頓作代表，而天主教方面則以康達裡尼（Contarini）紅衣大主教為代表。墨蘭頓是路德的親信，亦是以後繼承路德領導路德會的人；而康達裡尼是教皇保羅三世的親信，亦是當時天主教內部改革的領導；可見雙方都極重視這次會議。倘若後來不是極力反對和解的卡拉弗（Caraffa）當了教皇，而是康達裡尼，相信當時的和解一定大有進展。然而歷史卻走了不同的路，相信是神自己的旨意。
激進的改教運動--重洗派
在慈運理髮動改革瑞士教會的初期，他有兩位很要好的同工，一位叫格裡寶（Conrad Grebel, 1498-1526 A.D.），一位叫曼斯(Felix
Manz)；他們兩人都是受過高深教育的名門子弟，並且受慈運理的影響甚深。然而，他們漸漸覺得慈運理推行改革不夠徹底，並且過於緩慢。格裡寶希望瑞士的教會能回復新約教會的模式，於是屢次催促慈運理朝這方向走。但慈運理卻不肯急進。在失望之餘，他們開始召聚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晚上在曼斯的家中研經及禱告。漸漸的，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出現了，那就是嬰兒受洗的問題。
一直以來，教會習慣了為嬰兒施洗，因為恐怕萬一嬰兒未受洗而夭折，便得不到救贖的恩典。當格裡寶和曼斯研讀聖經時，一方面在聖經中找不到嬰兒受洗的教訓，一方面認識到受洗是一種決志、一種立誓跟隨主的表示。因此，他們認為一個人必需心志成熟，才能受洗。於是他們便向慈運理表達他們的意見，促請他廢除嬰兒受洗的習慣。慈運理覺得他們很有道理，但不想操之過急，便要他們忍耐，待他考慮清楚和時機成熟。到了主後一五二四年，他們見慈運理依然沒有實際地採取行動，便按捺不住，開始對慈運理等人作嚴厲批評。慈運理在次年年初與他們作了初步討論後，便決定將整件事提交省議會公開辯論。省議會決定保留嬰兒受洗，不單如此，更下令所有父母在嬰兒出生八日內為嬰兒施洗，否則逐出教會。議會又下令停止格裡寶及曼斯他們晚間私下的研經聚會。接到這命令，格裡寶及曼斯在當晚召聚那些與他們站在同一戰線的人，共同相討對策，在禱告中，其中一位名叫布洛克（Blaurock）的弟兄受聖靈感動，跪在地上懇切禱告，隨後要求格裡寶為他施洗，格裡寶隨即為他施洗。然後他們彼此激勵，為福音至死忠心。重洗派便這樣誕生了。
格裡寶、曼斯及布洛克四出宣講聖經的教訓。他們認為教會是一群委身、實踐主道的基督徒的團契，不應與任何政權聯繫，也不應受有形的組織所捆縛。他們強調信徒個別的自由，對於教會組織抱一種懷疑的態度。在教會中信徒與聖職人員在地位上是沒有分別的，只有恩賜與職事的分別，牧者應由信徒選出並由他們支持。而牧者的責任則是研讀聖經、教導督責信徒、主領聚會、關心信徒屬靈的狀況等。教會的聖禮只有兩種，就是洗禮及聖餐，洗禮應用浸的形式，並且只有那些真心悔改、決志為主而活的人才配領受洗禮。聖餐是為了紀念主的受死，也是弟兄姊妹團契的表達，表明他們是一家人，共同享受主為他們設的愛筵。亦因為這緣故，聖餐應在家庭中舉行，為的是表示那種家庭的親切，也為了避免有人用各樣繁瑣的儀式引導人進入迷信，以為聖餐的餅真的變成主的身體，酒變成主的血。
他們也強調嚴謹、聖潔的生活，信徒應與世界完全分開，縱然受到逼害、苦難，他們也應堅守原則。他們特別看重登山寶訓，更要求自己切實遵行。對於政府，他們都採取政教分離的態度，他們絕不會積極參與政治活動。這種政教分離的態度，不單與慈運理結合宗教與政治的原則背道而馳，也與當時普遍政教緊密相連的實況很不協調，再加上他們強調個人自由而輕視任何結構、組織，因此，很多教會領袖及執政者對重洗派都非常敵視，仿佛重洗派是代表混亂、反傳統、反秩序的一群人，於是對他們的逼害便相當嚴厲。
慈運理起初對他們也相當同情和諒解，但漸漸不能忍耐他們激進的言論及行動。主後一五二五年三月，格裡寶、曼斯連同二十位重洗派的信徒被捕，格裡寶從獄中逃脫，卻不幸染上瘟疫死亡，而曼斯則在主後一五二七年一月被判死刑，被推入河中淹死。布洛克逃出蘇黎士後，四出宣道，跟從他的人也不少。但他也於主後一五二九年八月被天主教當局捕獲，被判火刑。
早期加入重洗派的許米亞（Balthasar Hübmaier）亦於主後一五二五年被捕入獄，他因著受不了苦刑而放棄他的觀點，但被釋放後，逃到莫拉維亞(Moravia)，在那裡放膽宣揚重洗派的信仰。在莫拉維亞，重洗派的影響已非常深，並且這裡的重洗派比其他的地方更激進和極端，他們主張一種近乎無政府主義的社會，主張凡物公用，並預言基督將會來臨，在地上建立王國，到那時候，基督便將刀劍交與被揀選的子民，殺掉那些貴族和教會權貴。當時領導這種激進的重洗派的人名叫赫德（Hut）。許米亞逃到莫拉維亞時，覺得赫德實在太激進了，便挺身出來反對他。不久赫德被捕，判處死刑。許米亞取代了他的領導，在那裡展開了相當成功的工作。但他也於主後一五二八年被捕，在極重的苦刑下，他怎樣也不肯放棄他的信念。於是當局便下令將他燒死。
當這幾位重洗派的創始人相繼去世後，重洗派很迅速地發展，不過也同時變得更加激進。他們很多時只按字面解經，所以他們當中很多人真的站在屋頂上宣講，真的變成小孩子，甚至撇下家庭，有些則遵從耶穌教訓不要為衣著、食物憂慮而竟然一絲不掛的四處遊蕩。他們也極重視末世的預言；有一位名叫荷夫曼（Melchior Hoffman）的便預言主耶穌於主後一五三四年再來，而史特勞斯堡便是新耶路撒冷的所在。他的一位追隨者馬提斯（Jan
Matthys）在蒙士特（Münster）領導激進的重洗派起義，將當地的主教趕出。主教取得援兵，將蒙士特城重重圍困，而他便在企圖突圍中戰死。他死後由一位名叫布克遜的人繼承他作領導。布克遜竟在被圍的城中自封為王，強迫信徒實踐共產，更宣稱自己每天都有從上而來的啟示。蒙士特結果於主後一五三五年被攻破，布克遜被捕，被毒打一番後被處死。
經過激進的發展過程，有些重洗派的信徒痛定思痛後決意改正那些激進的傾向。門諾·西門（Menno Simons）便是當時的代表。他帶領蒙士特受挫敗的重洗派信徒重新建立自己的信仰。現代的門諾會便是由這時開始的了。
有人說，當時重洗派之所以這樣受敵視，主要原因是他們對政教關係的看法。無論天主教或基督教都主張教會與政府緊密相連；天主教傾向于教會領導政府，而基督教則傾向于政府領導教會。重洗派卻要完全避免這兩種中任何一種傾向，而走政教分離的路。不過，重洗派與當時的兩大主流最大的衝突，乃在於他們極度強調信徒按自己的良心行事，否定任何外在的權威，於是教會傳統與教會整體的秩序便受到嚴重的威脅。慈運理及路德便是基於這理由排斥重洗派。
雖然受到不斷的排拒，重洗派卻在改教歷史上占相當重要的位置。歐洲的自由教會傳統，英國浸信宗及公理宗的發源，都是受了重洗派重大影響而產生的。而日後基督教的反暴力和平主義也從重洗派的受苦神學中得了不少靈感。──
佚名《教會二千年歷史速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