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在悲劇之迷霧間
悲劇一直在纏繞著教會的腳步，但是建立在基督耶穌這磐石上的教會原本就是設計用來對抗大災難的。在英國，有一個非常出色的君王亨利八世，他的天賦及私欲的追求給教會造成了許多悲劇。當馬丁路德的作品傳到英國時，這些在英國羅馬教裏的領袖門就感受到極大的危機，大主教吳斯理(Wolsey)覺得除非能夠採取什麼特別的手段，否則教皇在英國的權威將會被大大削弱。所以他就鼓勵亨利八世——這位很有才氣的君王，埋頭進入圖書館裏重新發揮他年輕時對學術的熱忱。到了1521年，亨利就寫出了一份反對路德的文件，這份文件贏得了教皇利奧十世(Leo
X)的讚美，被封為“護衛信仰”的勇士。當他得到這一份殊榮，他就要證明他配得這樣偉大的頭銜，因此便決定要清除在英國各樣所謂的異端。就在他成為“護衛信仰”的勇士的第九天，他就命令他的部下與在林肯(Lincoln)的主教合作，開始嚴格地對付那些彼此鼓勵讀神話的信徒。這些信徒有許多是樓拉運動(Lollard
movement，另譯羅拉得運動)所剩下的果子，他們大多是很單純的人，然而這時卻遭到無情的對付。有些人在死亡威脅之下就招供出他們的親人或是其他基督徒朋友。他們如果不批鬥別人，他們自己就會遭到羞辱。在這樣的試煉下，並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很英雄式地堅持原則。可是我們之中誰有資格去論斷他們呢？有些人遭受到極為痛苦的折磨，並且殉道。
約在主後1528年，也就是在逼迫以後沒有幾年的功夫，聖靈在艾賽斯(Essex)召集一些信徒依照聖經聚會。其中有人是出身貴族，有人是神職人員的家屬，然而他們的聚集是單單因在基督裏的關係。故此人們稱他們為“在基督裏的弟兄”。這些群體有最為著名的一些敬虔的人如科威對勒(Coverdale)和喇提美爾(Latimer)，他們後來都成了英國教會的主教。他們的服事使得多人蒙福。不過這些聚集不久以後就有多人被捕。其他的人也就四散。主的子民的見證也就是這樣在一個地方被壓下去，卻又會在其他的地方再顯出來。
按著聖經跟隨神的信徒，他們的遭遇隨著亨利國王的改變而改變。主後1534年，國會通過著名的至高法案，英國終於把教皇的統治趕出了英國，國王成了英國教會的領袖。這跟亨利自己在宗教上的認知並沒有什麼關係。亨利是一個極其自私的人，他和教廷的關係純粹是建立在自私的動機上。這個改變在實質上稱不上是改革，因為教會基本上是和以前一樣，只不過以前是教皇為首，而今則是國王領頭罷了。然而確實有一段時間允許聖經公開發行。這位國王，他把任何不肯接受他為教會元首的人都處以極刑，正如他以前把任何不承認教皇為教會元首的人處死一樣。亨利這樣做有他自己政治上的理由，他希望人們認為雖然他不同意教皇，可是他所做的都是一個好天主教徒。所以他再一次堅定許多天主教的教導，像聖體變質論(譯注：這一論調的基本點是，如果你真的有信心，餅和杯則在祝禱後真的變成主的身體和血。)。他並且下令，任何人不得拒絕接受英國教會的信條，否則便予處刑，直至最高的火刑。除了特殊身份的人外，一般的大眾不允許閱讀聖經。這些惡毒的法律一直延續到亨利在主後1547年死時還沒有改變。
門諾．賽門(MENNO SYMON，另譯門諾．西門)
閔斯特的悲劇對於弟兄們在德國的見證有很大的打擊。但是主還是有祂的餘民來持續教會的見證。神自己有祂自己所揀選的器皿，祂能夠使用這些器皿來服事祂的子民。門諾·賽門於主後1492年生於荷蘭，後來他在信徒中成了一個著名的教師。當他二十四歲的時候，他被按立成為羅馬教會的教士。雖然是一個神父，他卻不知道聖經，當他望彌撒的時候，他就想知道，這餅和酒是否真的會變成基督的身體和血。他決定要把新約完全讀一遍。當他讀過之後，他便立刻悟出主的桌子真正的意義。當他聽到有一個人因為重新再受浸而被處死之時，他又回到聖經。他在聖經中找不到給嬰兒施浸的訓諭。
門諾·賽門，不是別人向他傳道，也不是受到那些他從來都沒有接觸過的弟兄們影響，而是聖經的力量從開始就在他靈魂中投下了亮光，儘管在這段時間他還是過著自我中心的生活，追求自我的滿足和享受。當閔斯特那些先知的影響力波及荷蘭時，他在講道中言詞激烈地指出他們的錯誤，然而他發現他的講道並沒有產生什麼深遠的果效。雖然人們稱讚他正統的教導，可是閔斯特那些邪惡的道理還是吸引入走火入魔，進入極端裏面。他發現，那些稱讚他的人，並不是什麼對屬靈有興趣的人，更嚴重的是他發現他自己的生活是何等地缺乏屬靈的能力。他無法傳講他所非難的閔斯特教義。在極大的痛苦之中，他轉向基督尋找恩典和潔淨，他在十字架下找到了他的需要。從此他的講道就有了新的感動力和權威。他傳講悔改的道及只有藉著信靠基督而得的新生命，他並且勇敢地講到神給他明白受浸和餅杯的意義。他積極地尋找那些經歷到聖靈重生的人，與他們一同交通。
在他有了屬靈經歷一年之後，門諾遇見幾位敬虔的人，他們對於四散的信徒的需要很有負擔，那些信徒是與世界和宗派分別出來的，他們只願意按照神的話語所有的亮光來聚集。他們對真理有極大的饑渴。他們懇求門諾把自己投入這樣的服事之中。門諾覺得這是神的呼召，於是他在主後1537年便離開羅馬教會，把他的年日投入到各處信徒的聚集中進行服事。離開羅馬教會就是意味著從此告別他曾經享受過的各樣被人歡迎的日子，而且開始被人稱為是重浸派的邪說。豪華的生活，物質的安全感都不再擁有，常常伴隨著他的卻是被捕入獄的危險。但是他的服事卻為基督結下了豐盛的果子。他全身投入堅固信徒，召集他們，在信心上建立他們，因為有許多信徒因被逼迫而流散了。最後他成了通緝犯，如果有人通報他的行蹤，就可以得到重賞；反之，如果有人給他提供食宿，就要被處死。主後1543年，他從荷蘭逃亡到芬森堡(Fresenburg)，這是一位友好的德國貴族的管區，是許多受迫害信徒的避難所。門諾在那裏繼續他的服事，並且開始寫作。他的作品流傳甚廣，對於那些譭謗弟兄們的謠言起了很大的澄清作用。主後1559年，他在芬森堡去世。
那些受到門諾影響的會眾，就被稱為門諾會，以人名來稱呼一個群體，這是當時很普遍的作法。但是這名字並不是他們自己所願意的。今日的門諾會就是從中產生了。當然隨著時間的流逝，當初十六世紀那種簡單使徒式的聚集和靈裏的自由也逐漸被宗派的靈所取代了。
伊格那丟．老友拉(IGNATIUS LOYOLA，另譯羅耀拉)
在同一時期，反對神話語的力量也是加倍地厲害。正當神興起那些能在福音上站立得穩的人的同時，有人也處心積慮地要把羅馬教失去的人找回來。
雖然我們對老友拉工作的果效會很傷心，但是我們不能否認在改革期間，他是扮演了一個極為出色的角色。主後1491年，老友拉出生于西班牙北方的一個貴族家庭，是斐迪南王宮廷裏的一員。後來他在西班牙陸軍擔任軍職，並以極度的勇敢而著名。在值三十歲的時候，他在戰場上負傷，被迫結束他的軍旅生涯。在他緩慢的康復期間，他研讀主的生平，涉獵法蘭西斯(Francis
of Assisi)以及奧秘派的作品。他極度盼望能除去他身上所犯的罪。他向神呼求尋找救贖之道。在一段極大的內心掙紮之後，他發現瞭解脫之法。以前他是西班牙國王的軍人，現在他決定要做聖母的軍人。傷還沒有完全恢復，他就急不及待趕到蒙撒勒特(Montserrat)的修道院去，在那裏他把他的武器都掛放在聖母的祭壇上，將自己完全奉獻給聖母和基督。他從蒙撒勒特經過非常困苦的旅程來到在曼熱撒(Manresa)的多明尼加(Dominican)修道院，在那裏他要求自己嚴謹地刻苦己心，這些操練為他日後所寫“屬靈的操練”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老友拉自己要求自己絕對嚴格地自我省察，每一分鐘都要審察態度、心思意念和行為，並且追求透過這些達到屬靈感覺的經歷。從他這一切的經驗中，就發展出日後耶穌會(Jesuit)的嚴格規矩，而耶穌會就成了反抗改革最有效的武器。
耶穌會的操練要求將個人的意志完全降服在群體的目的之下。這其實是羅馬教會信仰的延伸，以加強母會的權力。耶穌會的每一個會員都有一位領導(聽懺悔者)，他必需發誓對領導絕對地順服，除非領導的要求是犯罪性質的。他對領導應該毫無保留，就連內心深處的想法都要對領導坦白，從而領導可以帶領他進入嚴厲的屬靈操練以及爭戰之中。領導的頭目就是“將軍”，在他的屬下中亦需指派一人來監督他。每一個人都由他的領導根據他的才幹加以嚴格訓練，分配做特別的工作。這樣的訓練一方面可以使每個人的呼召充分地發揮，另一方面又可以建立規矩，正如老友拉稱之為耶穌的規矩，其實已經是一套非常驚人的系統。
老友拉對著奧秘派的追求一開始使得神職人員非常懷疑，因為奧秘派注重個人直接與神交通而不需要透過神父，這是不合乎天主教會的看法的。他曾多次因此被捕，然而每次他都能向當局表明他的忠貞，從而得到釋放。事實上，他所帶領的系統根本上是違反奧秘派的教導，在耶穌會裏，每一個人都必須完全降服在他的領導的權威之下，這樣的制度不能鼓勵人直接去越過他的上司和神有直接的交流。
耶穌會是在主後1534年在巴黎開始的，因為老友拉本身缺乏學術上的教育，他深信為了成全神給他的呼召，他必須具有一個良好的教育，因此他回到西班牙的巴撒羅那，開始了他的基礎教育。主後1528年，當加爾文離開巴黎大學之時，也就是老友拉進入巴黎大學之際。他在那裏找到六位和他一樣獻身的朋友，於是他們就在主後1534年開始宣誓成立了耶穌會。六年後耶穌會取得教皇的認可，老友拉是第一任的將軍，他一直在位，直至主後1556年，他去世。
耶穌會的工作發展得十分迅速，他不只阻攔了更正教的發展，並且還收復了一些失去的地區。他們藉著優秀的學校，海外的宣教以及講道，熱心地推展各樣的工作。耶穌會的故意論把罪的本質淡化：他們主張，只有當一個人在做一件事的時候，清楚地知道這是罪仍故意定意去做，這種行為纔是真正的罪。這個教導使人在一些清楚明白的事情上有餘地被欺騙(譯注：以主觀的感覺是否是罪取代神客觀的絕對標準)。耶穌會的策略在羅馬天主教內也引起許多的爭議，許多時候他們的影響力控制了整個的國家，所以幾乎每一個天主教的國家都曾經下令禁止耶穌會的活動。最後到了十八世紀，教皇親自下令全面禁止耶穌會的工作。耶穌會就潛入地下工作了四十年，直到主後1814年庇烏七世教皇(Pius
VII)下詔才重新恢復他們的地位。
當初在巴黎和老友拉一同發起耶穌會的成員之中有一個名叫法蘭西斯·張維爾(Francis Xavier，另譯方濟·沙勿略)的，他被派到東方擔任宣教士，他在宣教上所表現出的精力就值得我們提一下他的事工。他在印度和日本工作了十年，他自稱帶領了成千上萬的人信教，其實他的工作都是很表面的，而且他和外邦人遺傳風俗的妥協簡直無可救藥，但是法蘭西斯·張維爾的熱心和自我犧牲是要讓許多人感到羞愧。我們有更有價值的目標去獻身努力，但卻不及他的熱心。
主後1545年，教皇保羅三世(Paul
III)在各方面的壓力之下，召開了天特(Trent)會議，因為各方面都盼望天主教會能有一些改革。當時的皇帝查理五世也向教皇施加壓力，因為他希望或許這樣，可以使得他國內的路德派能與天主教重新和好。天特會議在主後1545年到1563年之間曾多次召開，特別到了後期，這些會議幾乎都是受耶穌會的控制。他們對於基督教的觀點堅決不讓步。雖然呼求一些外表的改革，可是在羅馬天主教基本的教義上是絲毫不放鬆。他們堅持只有拉丁文版的聖經纔是正統的聖經，也只有教會(天主教)才有權解釋聖經。遺傳和聖經同樣都是真理的來源，雖然沒有給遺傳一個清楚的定義，並且再一次強調教皇至高無上的權柄。每一方次當神揀選了一些器皿，好在一群單純信靠神話語，又按照聖經形式聚集的人中間來栽培他們的信心，同時，另一次惡者所設計用來破壞合乎聖經的教會表現的計謀也是積極進行之中。
在英國，自亨利八世死後的六年期間，政治氣候是傾向改革開放，轄制的法令都被取消，許多曾經逃避迫害的人也回到自己的家鄉，最引人注目的是官方教會也明文規定神職人員一年至少要講四次道，並且要求神職人員檢點自己的生活，不可以花天酒地，利用人同情心所捐獻的款項來發財。至少在道德上這些都是來得太遲的改革。
令人遺憾的是，主後1553年，當瑪麗(Mary)登基之後，形勢對基督教的發展就大為不利了。瑪麗是一個狂熱的羅馬天主教徒，她一心想要完全削減任何改革的事物，任何講道或是出版都要先經過她的審查，基督教中的領袖像利得理(Ridley)，喇提美爾(Latimer)，科威對勒(Coverdale)，克藍麥(Cranmer)以及其他人士都被捕入獄。瑪麗並且和她的丈夫一起跪在教皇的代表面前，代表全國接受教皇至高無上的權柄，這是羅馬再一次的大勝利。自此，又一場血腥的大迫害拉開了序幕，瑪麗皇后也得到了“血腥瑪麗”的稱呼。這場血腥鎮壓直到主後1558年她死時還沒有停止。世界上的人都忘不了科得理和喇提美爾兩位殉道者，他們因為拒絕接收聖體變質說而被處死。當他們兩位一同面對死亡的時候，喇提美爾對利得理所說的話仿佛豫言一樣，他說：“
瑪麗的殘暴使一般的人民對於羅馬教會的印象轉壞，遠遠超過以前那些改革派的宣傳。人民看到許多偉大而又善良的人，只是因為對一些真理持不同看法就被活活燒死。這造成舉國民心盡失。幸好後來登基的女王伊莉莎白(Elizabeth)是一個比較包容的人。
伊莉莎白也是環境造成她成為一個基督教徒。因為羅馬教會不承認她父親亨利八世和俄羅岡的凱薩琳(Catherine of Aragon)離婚，所以伊莉莎白只好投入基督教的陣營。直到如今，我們仍無法知曉她是否真的對宗教感興趣。當她同父異母的姐姐在位的時候，她外表上只是羅馬天主教徒。直到她登上王位之後，她才得到真正的解脫和快樂。自此，逼迫停止，流亡的人開始返回故鄉。主後1559年通過了兩個法案，一個是無上法案，他宣告女王為英國教會的最高領袖。另一個法案便是合一法案，他要求所有敬拜聚會都要按照英國官方教會的樣板，其實那一套儀式是頗富有羅馬天主教的味道。這個法案引起了那些清教徒的領袖極度的反感。清教徒這個名稱是指那些人受到法國基督徒領袖休金諾(Hugenots，另譯預格諾)所影響而持有像在瑞士、法國一帶改革派的信仰。他們認為教會應該按照新約聖經的形式，任何在聖經中沒有的榜樣，例如跪下來領餅杯，都是他們所不接受的。他們恐怕會陷入羅馬教敬拜聖物的錯誤之中。清教徒在全國許多方面都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並且大多數都是博學之士。
因為清教徒在各地的勢力，使得伊莉莎白不能完全按照她的方式來行。她也知道清教徒是她最可靠的夥伴。有些好的顧問建議她幫助休金諾以及在蘇格蘭的改革運動。其實她自己對於日內瓦的神學並無好感，並且她對於在蘇格蘭帶領聖經運動的約翰·勞克斯也是從內心的不欣賞。但是很幸運，她這樣的大環境給願意按照聖經聚集在主前的人一個新的機會。雖然還是有一些限制，並且也給他們預備了抵抗未來新的一種較少血腥的
這段時期，在官方教會之外，開始了許多的聚會，一些敬虔的人和清教徒的傳道人聚在一起研讀並且傳講聖經。伊莉莎白決意要反對這些會眾，她命令坎特布裏的大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艾蒙·格林道(Edmund Grindal，另譯艾蒙· 格林達爾)去逼迫他們。格林道自己是同情清教徒的，因為良心的緣故，他拒絕執行女王的命令，後來就失去了他的地位。女王決定既然她是英國教會的領導，她就直接採取行動來對付清教徒。有些清教徒的傳道人被處絞刑，這引起了人民對她的強烈不滿。難道人們與神的關係一直都要受到政府的幹預嗎？有一些敬虔的清教徒，他們是反對和官方的教會分離的，他們多少受到加爾文官方教會觀念的影響，他們甘心忍耐當時的教會，因為官方教會的規章一直在改善，可能將來不久改成合乎加爾文官方教會的政策。這是他們的理由。可是另外有些人，他們感到無限期地等待下去而不先去尋找順服神的話是不不合理的，因為官方教會的觀念根本不合乎聖經。
獨立教會(INDEPENDENTS)
獨立教會在倫敦以及英國一些地區出現是在十六世紀的末期，後來因為羅伯·布朗尼(Robert Browne，另譯羅伯·布饒恩)的影響，獨立教會才大量出現。布朗尼是劍橋大學的學生，後來成了一個對官方教會忠貞的清教徒。在他大約三十歲的時候，他的看法有了一些改變。主後1581年，他和另外一個朋友決定在諾立赤(Norwich)市開始一個新的聚集。可是因為他的講道，不久以後他和他大部分的會友都受到政府的逼迫。他們逃到荷蘭的密得爾堡(Middleburg)。布朗尼在那裏繼續他的服事，並且寫出一些作品。他定那些留在官方教會裏的人的罪，並且把他從聖經中領略到的聖經的原則講明出來。主後1583年，有兩個人因為分發他的作品而被捕並被處以絞刑。布朗尼說明教會就是一些與基督有關係的人聚集在一起，每一個聚會都是獨立的，他們自行設立他們的領導，他們雖然獨立，卻與所有重生的信徒有著屬靈的聯繫。他回到英國以後，卻受不了官方教會多方面的逼迫，最後在1585年就回到了官方教會，且留在那裏直到主後1633年他死亡為止。
在獨立教會中另有兩位出色的領袖一個是亨利·巴諾(Henry Barrowe，另譯亨利·巴饒)，另一個是約翰·格林物(John
Greenwood，另譯約翰·革林武得)。巴諾是一個律師，格林物是位神職人員，他兩人均認定一個人如果認識了聖經的教導，而且保持良心平安，就一定要脫離官方教會。他們和一些在倫敦的信徒根據基督的生命在一起聚會。這些敬虔的人忍受無休止的迫害，很多人被捕入獄，甚至死在獄中。巴諾和格林物均被捕入獄，主後1593年被處絞刑。
斯密和羅寶森(SMYTH AND ROBINSON，另譯斯彌特和魯賓遜)
十七世紀初葉，在幹斯巴羅(Gainsborough)一帶有一個相當有影響力的聚集，神給他們許多的祝福，不久他們在附近的斯克洛比(Scrooby)有了第二個聚集。這兩個教會均足由約翰·斯密和約翰·羅寶森帶領。他們兩人原來都是官方教會中清教徒背景的傳道人，因為認識了聖經對教會的教導而離開官方教會。
伊莉莎白統治的末期，對宗教統一的執行不是那麼注重，可是到了主後1603年，當詹姆士一世(James
I)上臺後，形勢開始驟轉直下。主後1607年，在幹斯巴羅和斯克洛比的信徒在忍受許多逼迫之後就決定逃到荷蘭去，在阿姆斯特丹，這個教會成了不幸的爭議中心，後來導致分裂。約翰·羅寶森以及一些其他的人對於這樣的事情極為痛心，於是他們就決定再移民到裏登(Leyden)去。他們在那裏的聚集很蒙主的祝福。羅寶森是一個滿了恩惠和異象的人，後來阿姆斯特丹和裏登的一些信徒有機會再回到英國。就在倫敦建立不同的獨立教會，這些教會後來分為兩派，一派稱為“一般浸信會”，他們抱持亞美尼亞(Arminian)的神學觀念；另一派則被稱為“特殊浸信會”，他們抱持加爾文的神學立場。這在教會歷史上只是一個新的發展，新的宗派開始因為教義而結合在一起，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就是當初在裏登的這一批清教徒，他們後來寫下了英國和美國歷史上重要的一頁。這些客旅在主後1620年乘搭“五月花”號渡輪來到美國大陸新世界。從此開始了偉大的清教徒移民潮。第一批清教徒在他們的長老威廉·布魯斯特(William
Brewster)帶領下，來到新英格蘭的普裏茅斯(Plymouth)，開始建立第一個殖民地。在這裏，人們可以按照神在聖經中教導人的方式來自由地敬拜上帝。約翰·羅寶森留在裏登傳講聖經，這樣的教導成為教會生活的根基。他曾這樣說過：
“我在神和眾天使面前呼籲，你們不可跟隨我超過你們跟隨主耶穌基督。如果神使用其他的僕人向你們宣講真理，請你們如同接受我的教導一樣地去接受別的僕人所有的教導。我深信神在聖經中還有許多的真理要告訴我們。我對改革教會的情形相當的痛心，因為這些教會都不能越過神所給他們僕人所看見的。路德會的人不能越過路德所看見的，神所啟示給加爾文的那一部份，就對於路德的人而言，他們是寧死也不接受的。同樣加爾文派也死守著神偉大僕人所遺留的，可是偉大僕人是不會看到神的完全，這實在是令人痛心的一件事情。”
約翰·羅寶森說到教會生活一個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教會必須有能力和自由不斷地去追求對聖經有更多的認識。他同時也指出宗派的門戶之見也都是由於人們只堅持聖經真理的一部分。一個宗派看到一些真理，他們的工作可能是好的，但是因為他們無法看到真理的全部，他們也不願意去尋找真理的其他部份，這就註定了他們的弱點和限制。沒有一個教會能夠完全明白真理的全部，只有在永世中我們纔能得著完全。但是教會要知道自己的有限，不斷地追求更多的認識主自己。教會屬靈上的成長是教會生命最重要的因素。
當反對統一教會日漸發展的時候，也就是下同國家的基督徒團體反對官方教會而出來另外聚會的時候。宗派的思想也同時隨之發展。雖然我們可以說派別在教會最早期就有了，可是到了十七世紀，宗派的形式和早期是完全不同的。我們也能夠瞭解它發展的理由。
到目前為止，我們看過教會屬靈運動的歷史，有兩件事乃是值得我們再三強調的。第一，教會的根基乃在那些藉著聖靈重生的工作而悔改依靠基督的人領受了新的生命後彼此的交接。第二，無論是個人還是教會，屬靈生命的發展都必需根據神向人透過聖經所說的話。神的話就是教會生存和成長的食物。神的話也是神在祂子民中彰顯祂自己的方式。透過神的話，基督的生命和主權就成了新約教會兩大標誌。當這兩樣被其他的任何人或事限制的時候，教會就逐漸離開聖經的原則，最終進入迷惑的光景中。
在教會中，對基督為主最大的威脅就是對人的忠誠。很可能是一個偉大屬靈的人，但是只要是人就可能奪取人們原來只應給神的順服和依靠。在改革運動之中，先是羅馬皇帝，後是羅馬教會給教會的迫害，就保守了教會免除這一方面的危險。神的子民竭力爭取看聖經的權力跟天主教盡力防止人們看聖經說明聖經對於神子民的聚會是何等的重要。不僅是所有偉大屬靈的領袖都強調這一點，而且每當他們鼓勵人讀聖經就使他們自己成為被逼迫的對象。往往是今天教導聖經，明天入獄，後天被處火刑。如果教會那時依靠人的領導，教會早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在漫長的世紀中，教會經歷了許多殘暴的迫害，教會能夠更多地直接從主的話語中藉著不同的僕人來學習認識主，教會的存在就更堅固。無論是路德派或是慈運理派，屬靈運動的衰退都是當教會強大到一個地步，可以自己應付外來的逼迫，他們就開始對於人的忠貞越過藉著聖經直接對主的忠貞。
印刷術的發明，啟蒙運動和改革運動，在一般人的心中帶出了新的、更深入的神學覺醒。改革運動帶進了小冊子的時代。每一個關於真理新的一方面的探討，都可以成為一本新冊子的主題。這些研究的出版對於人們屬靈思想起了很大的影響。不見得這些影響都是負面的，也有健康和正面的影響。但是正如任何新的進步和新的事物都會免不了有些內在的危機。並不是新的東西有什麼不好，而是他們可能占了過分重要的地位。例如一個小孩有了一個新的玩具，他可能就不想吃飯或是讀書，而只想玩玩具。一個人有了一部汽車，可能變成車子的奴隸，甚至連一步路也不想自己走，結果他的健康反而受損。在屬靈的世界裏我們是很容易以眼見來取代信心的。以我們所明白一點關乎主的方式，取代主自己，換一句話說，我們以教義來建立教會，而不再以基督來建立教會。在改革運動以後，這種危險更為巨大。我們有許多不同的方式可以把基督教的真理系統化，或是把某一些真理過分地強調。
現在可能是一個好的時機來談一談雅哥巴士·亞美尼亞(Jacobus Arminius)這位德國偉大的神學家，他的名字成了一派反對約翰·加爾文系統神學的代表。加爾文派和亞美尼亞派之間各種不同形式的爭論一直至今日仍是許多分裂糾紛的源頭。亞美尼亞生於主後1560年，他在裏登大學受教育，最後他成為神學教授。他是一個偉大的學者，眾人都承認他溫柔的品格，他的個性不喜愛爭戰，但是他的信仰卻把他引進一場思想的大戰中，他因此感到十分的沮喪。
加爾文和亞美尼亞思想中的問題就是出在神的主權和人的自由意志上。雖然這並不是個新的問題，許多世紀以前奥古斯丁和伯拉糾(Pelaguis)就為此大有辯論(參第六章)，但這個問題對每一個偉大的頭腦卻都是一個挑戰。亞美尼亞自己原是受到加爾文的影響，他被要求寫一篇文章為加爾文的立場進行辯護。為了寫這樣的文章，他有機會再把聖經好好地重讀一遍，他所得到的結論就是他所以為對的看法是無法從聖經中找到維護的根據。加爾文認為基督僅為選民死，亞美尼亞則認為基督是為所有的人而死，只是單單相信的人纔能享受基督代死的好處。亞美尼亞不接受絕對的預定論。他主張神的預定是基於神的預知。亞美尼亞否定加爾文所提出不可抗拒的恩典這種觀念，他教導雖然在救恩這件事上需要恩典的工作，因為人自己無法做任何良善的事，但是人可以拒絕恩典，其實就是有人接受了恩典，也有可能無法保持而失去所得著的。亞美尼亞自己並不是一個極端主義者，可惜他的看法以及加爾文的看法都被他們的跟隨者發展到極端。如果他們兩人今日還活著的話，很可能加爾文不是今日的加爾文派的人，亞美尼亞也不會是今日的亞美尼亞派。
我們看見逼迫並不因改革運動而消逝，也不是說更正教的教會系統就會比天主教系統在對付異己的態度上會有更多的包容。許多年以後人們才接受宗教自由乃是最基本的人權之一的觀念。只要反對者仍然受到處罰，大眾人民對於這種處罰的反感就會日益加增，整個的形勢就會更多同情獨立教會的成立。雖然有苦難和逼迫，反對官方統一的運動也就有著力點來發展。當教會從官方教會的轄制下得到新的自由的同時，教會也進入教義上的爭論之中。加爾文和亞美尼亞等人的著作更是火上添油。這種發展就形成了一些基督徒因認同某一種教義而聚集在一起。這實在是一件令人遺憾的事。最早期的獨立教會，他們的根基則穩固得多。他們基本上反對官方教會，因為官產教會不允許教會單純地以屬靈的合一相聚。他們認為信徒和基督的關係使得他們相聚在一起。至於對於屬靈事物的看法在屬靈交通上乃是次要。可惜這種秩序改變了。教會乃是根據相同教義的認同而聚集，只要教義上有分歧，教會就會分裂，這樣的做法一定導致屬靈生活的衰弱，宗派主義成了司空見慣的事。教會的立場就失去了，不過主永遠都有辦法另外選召一些餘民來維護主的見證。──
約翰甘乃迪《見證的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