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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改 變

 

前一章,我們著重談論了早期教會某些部份自滿的態度,逐漸使教會失去了活力,並且在教會中建立了制度這一情形。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些改變的事實。

雖然從使徒時代結束到第二世紀末,教會的成長和發展並沒有太多歷史可考,毫無疑問,福音大大地廣傳了。在主後112年,比西尼亞省的總督彼尼甯寫信給羅馬的皇帝崔建,述說了有關他所治理的省份中,基督教廣傳時所帶來的困擾。他說,“已經有許許多多不同年紀、不同階層的男男女女被控告(成為基督徒),並且還會有更多人被控告。這種有傳染性的迷信不僅是在城市中廣傳,在鄉下和村落中也是如此。”彼尼寧接著說到有許多的廟宇都荒廢了,加上異教徒獻祭之大減,造成獻祭牲畜的滯銷。當然到了大逼迫的時候,有許多所謂的基督徒又改奉原來的信仰,這就顯示出,不是每一個放棄異教形式的人,都是真正獲得重生。可是福音到了第二世紀末了的時候,所具有的影響力是勿容置疑的。在比西尼亞省的情形並不獨特,小亞西亞以及其他地區也是一樣。從保羅寫給帖撒羅尼迦的書信中,可以看出當時一般早期教會,在廣傳他們信仰上的熱忱和勞苦。“因為主的道從你們那裏已經傳揚出來,你們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馬其頓和亞該亞,就是在各處也都傳開了”(帖前1:8)

信徒團體無論大小,均是在相同條件下持續著他們的工作和見證。正如他們在第一批使徒們所建立的教會中所看見的一樣,在一群被聖靈明顯地分別開來,且有印記的長老們的帶領下,在聖靈中單純地依靠主的同工,彼此地交接。令人惋惜的是,這種良好的狀況沒有持續多久。儘管仍有一些按照聖經忠實的聚集,但是隨著教會規模的擴大,教會的面貌也隨之改變。但是總的說來,這種改變是漸進式的,到了第二世紀還是有一些教會保留了使徒時代的樣式。

我們知道這些改變背後的心態,但是教會這些改變的外在因素是什麼呢?主要就是為了方便。一旦教會不再單單是以基督是主做為一切的動力,那些自以為是的人就起而代之了。他們常常藉提高效率之名改變屬靈的事物。如果不是神做主,屬靈的方式一定是沒有效果的,而屬人的方便,也從來不可能在屬靈的進步上有什麼真正的幫助。

在教會中傾向一個人做管理的首腦,最早從耶路撒冷開始。理論上,一群長老們在治理會眾,但在使徒行傳中我們似乎看見雅各有了極高的地位。其實最早提到耶路撒冷教會是提到“使徒們”(9:27),或是“使徒們和眾弟兄”(11:1)。但是後來顯明雅各居於領袖地位。“你們把這事告訴雅各和眾弟兄”,這點從彼得出獄以後所說的話(12:17),以及保羅最後一次去耶路撒冷“保羅同我們去見雅各,長者們也都在那裏”(21:18)中可以證實。討論割禮之時,雅各似乎也是主要發言人,或者說是主席(15:13)。固然在必要的時候,長老們中間是應該有一個代表來發言(眾人一同說話是不切實際的),但是雅各後來所居的地位,卻遠遠超過一個代言人的地位。他不僅僅是領袖中的一員,他成了領袖中的領袖。

由長老制演變到權威式的領導方式是不難理解的。在人的角度看來,這種演變似乎不可避免。屬靈的原則一旦離開了聖靈,失敗就不可避免了。當人對著主的依靠減弱之時,長老制就墮落成屬人的委員會。十分有趣的是,如果每一個委員都很軟弱,那麼什麼事也定規不了;如果每一個成員都很強,那麼沒有一個人會讓其他的任何一個成員定規什麼;如果有幾個成員都很強,這個委員會將瓦解成一片的惡言謾駡:如果只有一個強人,其他的成員就會變成“應聲蟲”,這個委員會實際上也就成了“一言堂”。眾所周知,除非有強人領導,一個委員會是難於做出什麼決定。當成員們認可這個強人的地位之時,委員會也就名存實亡了。

十分有趣的是,雅各在耶路撒冷仁慈的統治,並沒有形成控制權集中在某一個人手中的局面。主後七十年,可怕的戰爭摧毀了城市,教會的人也四處逃亡。戰後,一些基督徒重返耶路撒冷,重建教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耶路撒冷另一位名叫西門的弟兄,他在耶路撒冷的教會中亦獲得雅各當年所擁有的權柄。可是他死後,在主後107135年間,教會再一次又恢復到眾長老管理的情形。這就表明早期聖經的原則並未被遺忘。第四世紀的歷史學家尤西比斯(Eusebius)曾參考一些資料,列舉了在那二十八年之間耶路撒冷所有的十三位領袖的名字。他猜測這些人是君主制度下的主教或牧師(在本書中主教和牧師可通用),因為在他的時代,教會都是由權威主義的主教所統治的。然而,我們如果稍微計算一下就會知道,這十三位領袖連續統治教會是不可能的,因為每個人僅擔任兩年多的主教工作。由此可見在尤西比斯的時代,主教觀念已經深入人心。很可能這十三位領袖乃是在那二十八年間耶路撒冷教會的長老。

在早期的教會中,存在著另外一種“自立為首”的危機,而且今天這種危機依然普遍存在。這就是在某些聚會中,有某位能幹的弟兄,他自以為他能把所有的事情安排得比目前正在負責的弟兄們、甚至任何其他的人都要好。此時若長老們又很弱,這樣的弟兄很快就會控制整個局面,若那時沒有長老,他會將大半數長老的工作集於一身,而最終走向獨斷專行的路,甚至驅逐那些不合他心意的人。使徒約翰在他的第三封書信中就提到了這樣一個名叫丟特腓的人。

丟特腓弟兄性格獨特,約翰為他所引起的混亂歎息。丟特腓熱衷顯著的地位(此類人似乎從來就未想過卓越非凡與臭名昭著有何區別),他自認為自己此別人知道的多,較之使徒更好。當約翰寫信給教會之時,丟特腓正是負責人,他決定不再浪費時間在約翰身上。難道他們未曾聽聞有關約翰的事?他們不但自己不接納約翰,而且對那些要接納約翰或是約翰所派遣而來的人,採取逐出教會的方式(約翰三書9-ll)。丟特腓採用鐵腕治理的政策。

這種情形司空見慣。然而用什麼方法來解決這種問題?選派、甄選或是讓神自己來挑選(不同的人會用不同的名詞)。一種情形是選出一個眾人都喜歡的人來主持一個聚會,這種類似君主的主教制度,似乎在教會歷史上相當早就開始採用,他的目的是來抵抗那些自立為王的錯誤。然而,這種由他人選舉出來的專制與自立為王的專制,兩者又有什麼本質的不同?當然,這是議論性的一點。

當人用自己的方法來尋找捷徑之時,悲劇就不可避免了,因為屬血氣的方法總是比屬靈的方法便捷得多。屬靈秩序的維持是需要不斷地對著主的旨意順服,這也是一個教會可以健康地成長的唯一的道路。以人的方式來對抗某一種形式的錯誤,最終都會給教會帶來屬靈的饑饉。

最早有關專制式主教(The Monarchical Bishop)的記載是在伊格那丟(1gnatius)的著作中。其實伊格那丟自己也可算是安提阿的主教。主後115年,當他往羅馬受死的途中,他寫了幾封信給各地的人。在信中他強調主教職位的重要性。在他看來,在教會中有一位主教是不可缺的,並且主教應擁有絕對的權柄。唯有他可以主持浸禮以及主的桌子(聖餐)甚至愛宴也需要他在場。伊格那丟這樣毫不妥協地一個勁地為主教的地位辯護,可以想像,一定有人強烈反對這種制度。大力提倡主教制度的並非只有他一人,不過在當時這種情況還不普遍。然而到了第二世紀中葉,伊格那丟的提議就被廣為接納了。

由眾長老帶領管理的局面一直延續至少到伊格那丟殉道那年。不久坡旅甲(Poltcarp)寫信給在腓立比的會眾,他是寫給眾長老而非給某位主教的。坡旅甲自己做了士每拿的主教,正如伊格那丟是安提阿的主教。他們二人均認識一些使徒。坡旅甲曾受教於約翰。令人難以置信的是,一個具有卓越能力的人,他對主獻身並且與寫聖經的人有接觸,竟會對於一個沒有聖經依據的職位如此地熱衷!他再一次顯出當仁不讓,為了宣傳和辯護真理所進發的熱情,很可能會使他墮入,採用方便人的手段而忽略了屬天的秩序。坡旅甲這位年長並且受人尊敬的主僕,在主後156年因信仰在士每拿殉道。

當然,早期的專制式主教與今日管理大教區的王教並不一樣。他與現今的牧師或是教士較相近。否則主教就不可能如同伊格那丟所說的那樣每一次主領聖餐,當年也沒有主教的繼承問題。甚至於後來主教這種制度流行以後,也沒有今日使徒世襲的觀念。愛任紐(1renaeus)在第二世紀末了的著作中,僅僅提到在一個地區眾位元主教的一脈相承。如今在聖公會或是主教系統的人,以為從使徒開始,就代代相傳使徒的所有權柄,這種觀念則是在很久以後的教會歷史中才形成的。

這種專制式的主教制度的建立,很快就在教會中形成了兩種階級的人,並且也產生了其他邪惡。神職人員(clergy)與平信徒(1aity),這兩個階級的分野在歷代都十分明顯。神職人員(Clergy)這個字是由希臘文(Kleiron)演化出來的。這個字是彼得在寫《彼得前書》之時使用的“也不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彼前5:3)。這裏“所託付”在英文欽定版(English AV)中譯成“產業”。很明顯,彼得對著長老們“不可轄制神的產業,或是不可轄制所託付你們的”勸勉均是指全教會的弟兄姐妹。這樣一個用來表示全教會整體合一的字,居然會演變成完全相反的意思,專指一批在教會中有特權的人,實在是不可思議。

毫無疑問,伊格那丟所企盼建立一套堅強的神職系統的動機是純潔的。他主要是擔心教會將被當時許多異端所污染。雖然他的動機很好,可惜方法錯誤,結果反被他反對的勢力所利用。

希臘哲學迷離的推測給許多人帶來心中的不滿,因此很多人轉去尋找心靈的平安。我們說過,這是大批外邦敬畏神的人擁入猶太人的教堂的主要原因。在這批人當中,有許多後來成了第一批接受福音的人。其他一些希臘的思想也造成了不同的影響,因此一些異端或是神秘宗教也隨之產生。戰後日本也有許多類似的情況出現。隨著天皇的崩潰,許多幻想亦隨之破滅,於是人們就去尋找一些“新宗教”。儘管其中大多是集各類不同宗教於一處的大雜燴,卻也給人帶來了一些心靈的安慰和平安。希臘的異端有著巨大的影響力,頗受人們的青睞。他們認定,宗教儀式必須藉著一些特別設立的祭司,纔能帶給人們祝福。

對來自異教的影響,只要他們沒有離開屬天的樣式,基督教一向是相當的開放。伊格那丟所熱切鼓勵的那些事,卻出奇地與當時流行的異端奧秘派的口味非常地相似。這也是為什麼當那些異教徒們接受了基督教的信仰,以致伊格那丟以及他的跟從者所有提倡的牧師制度(a regime of clerics),就有了不同的意義。正因為這是一群特殊的人物,他們自然就會被人們認為具有特殊的能力,他們所主持的浸禮,以及主的桌子,也就被認為靠著他們的能力而變得特殊。聖靈的能力早已遠離,儀式卻取代了祂的地位。浸禮居然被認為是神跡式的使人重生的方法。主的桌子,餅和酒也因著牧師主教的能力,奇跡式地變成了主的肉和基督的血,仿佛神職人員具有魔力,他們可以把神聖的恩典分賜給人們。這些迷信皆來自異教的風俗,因為在新約聖經中,從來沒有任何暗示說浸禮或是主的桌子,必須由一群聖品階級的人來主持,更沒有任何的教導說這些儀式會與什麼神跡有關。

腐敗從此進入教會。在第二世紀就開始教導藉浸禮重生(Baptismal regeneration),不久以後就開始了為嬰兒施浸(the baptism of infants),這些都是聖經裏沒有教導的。特土良(Tertullian)在主後197年撰文,除了譴責嬰兒受浸外,亦同樣譴責為死人施浸。這見解是他首先提出的。

但基督的作為並沒有失去,酵一旦進入教會的交通之中,就開始了他內部的工作,直到“全團都發起來”。這樣一個腐敗的教會從外表看,好像是福音的結果,雖然拒絕住在基督裏的生命在不斷地增加,神卻能保守一些那些不受異教污染的子民,在曆世以來維持著見證的火炬。當我們隨著這些見證人的腳步,我們就會發現這批見證人,常和有組織的基督教機構相去甚遠。神的靈工作的歷史並非一般所謂教會歷史。所謂的教會歷史,通常都不過是一些可悲的冥頑的爭執和自私的陰謀。然而聖靈的運動和屬地組織的歷史,二者又是如此的交織在一起,有時甚至無法分割。

在前三個世紀中,雖然教會中也有一股使教會失去生命的暗流,但是因為信徒在那段時間必須承受持續下斷的殘酷迫害,這種迫害使得那股暗流緩慢下來。主後64年,尼祿皇帝(Nero)在位之時就開始了首次暴力迫害。那一次的迫害遍及整個帝國,並且這種攻擊常常是系統性的。以後的年月裏,情況有時十分嚴重,有時也稍微寬鬆,這完全是看哪一個皇帝在位。到了第四世紀初期,康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在位之前,教會仍被認為是非法組織,隨時可能遭到極為駭人聽聞的殘酷刑罰。許多基督徒受酷刑甚至喪命,財產被沒收,而且當局曾多次試圖徹底銷毀聖經。

在此,我們不必偏離本題去述說許多信徒受苦的慘痛經歷。主後64年,藉著羅馬的一場大火災,尼祿皇帝開始了一場大迫害。當時傳說尼祿皇帝自己縱火燒城,後來為了平息民怒,就將基督徒當做替罪羔羊。雖然我們無法確定,尼祿皇帝是否真如傳說所言是縱火的罪犯,但是他確實是以兇殘出名。他確也不是一位受歡迎的皇帝,但他卻能夠利用人性的弱點,讓羅馬的公民藉著惡毒的謊言,進行一場獸性的屠殺。彼得和保羅都在這次的逼迫中殉道。尼祿皇帝至終也在主後68年因羅馬議會判他有罪而自盡。

正如以前日本的天皇被認為是神明一樣,羅馬帝國的皇帝也是被認為具有神性。在歷史上許多殉道者也就是因這個緣故而被殺害。沒有一個基督徒肯稱呼皇帝為“主”,更不肯向他燒香敬拜。所以許多皇帝就用這些方法來進行試驗:不拜者死。

在早期殉道者的行列中,其中有一位聞名遐邇的坡旅甲(Polycarp)。他是使徒約翰的門生,後來成了士每拿教會的主教(牧師),並在主後156年殉道。他在信心上的堅持,曆世以來成了許多人的挑戰。臨刑前,他仍有機會可以否認他的信仰而得以保全性命。亞細亞區的議長親自請求這位神的老僕人向皇帝致敬,勸他只要否認基督,就可得自由。坡旅甲說出了令人難忘的一段話:“我服事祂86年,祂從來未虧待我,我豈能褻瀆我的救主君王呢?”言畢從容就義。坡旅甲的死卻使得在亞細亞一帶的基督徒,在一段時間裏免受迫害。人們看見一個這樣聖潔的人因著他的信實而被害,對他均表同情,從而反對如此有組織地屠殺基督徒。教會也就暫時得從恐懼和破壞中稍有喘息。

迫害的浪潮恰如潮水般隨著時間或是消退或是上漲,但很明顯,讓步的是羅馬帝國而非教會。無論官方的態度如何,一般人對基督徒的生活都有一份嚮往。雖然基督徒不可以公開地表白他們的信仰,他們持續不變的生活方式,卻逐漸地糾正了許多人因聽信流言蜚語對基督徒所產生的偏見。當平靜的年月開始時,許多人加入教會,實際上基督徒已深入社會的每一個階層。當下一波迫害開始之時,他們已缺少普通民眾,甚至官方人士中對迫害的支持者亦日益減少。當然並不是整個羅馬帝國,任何地區的基督徒都有較多的自由。比如在前四個世紀,在巴勒斯坦和埃及一帶,一直有著非常殘酷的迫害。但是總的看來,羅馬帝國對基督徒的迫害的嚴重程度日益減少。

主後202年,史帕提瑪(Septimius Severus,另譯瑟皮提母)在位,他降旨嚴禁人們信奉猶太教或基督教,從此開始了新的一輪迫害。這是羅馬政府首次正式以法律形式宣告信靠基督是違法的。在羅馬官方心目中,基督教很早就被排除在猶太教以外成為非立案的宗教,所以從法律角度而言,基督教早就被定罪,但是202年的宣告則是使信靠基督本身成為罪行。

  半世紀的平靜以後,德修(Decius)短期執政之時,教會再一次遭受迫害。因為羅馬皇帝北面受哥德(Goths)、東面遭撒散尼(Sassanids,另譯沙撒聶)的攻擊。德修決定號召全國百姓再一次向國家設立的宗教效忠。他下令全面消滅基督教,全國可以同心向國家設立的神明獻心。在這次考驗下,一些基督徒退縮了,也有一些基督徒堅定地持守信仰,這是第一次當政府迫害基督徒的時候,地方上的惡人沒有趁火打劫,甚至有一些異教徒反而幫助一些基督徒逃避迫害。多年來異教徒對基督徒的誤解和仇視終於化解,溫柔的人必承受地土。

到了主後303年戴克理先(Diocletian,另譯丟克理田)在位之時,其對基督徒以暴力式的迫害成為歷史上的最後一次。由於基督徒的人數大增,羅馬皇帝擔心,如果再不處理,以後恐怕無法控制。在這種心態下,羅馬皇帝下旨,全面拆毀基督徒聚會的地方,焚毀聖經,逮捕所有的神職人員,凡是不向政府所訂的神明效忠的人一律處死。各地對此命令執行的情形並不一致。但是此次不但普通百姓、就連政府官員也開始同情基督徒。到了主後311年,迦利呂(Galerius,另譯加利流)皇帝終於下令取消對基督徒的迫害,從此羅馬皇帝逼迫基督教的歷史宣告結束。羅馬政府最終還是失敗。

在這幾個世紀的試煉中,教會的整體標準是什麼?有些被基督徒吸引的人士並未真正經歷重生,所以當試煉來臨之時,這些人便跌倒了。也有些人是到了非常艱難的時候才跌倒的,可是在整體上,基督徒的見證是未被動搖的。許多基督徒在患難中的持守感化了許多反對者的心。

大約在第二世紀中葉,有一個匿名的作者寫信給底尼提(Diognetius),信中他談到基督徒社區中的生活。他的話可以算是整個羅馬帝國最後對基督徒評價的一個總結。他說:“基督徒展示給我們一個奇妙的生活方式。他們雖然是在自己的故鄉,卻仿佛是異鄉客旅,忍受異鄉人一切的難處;任何一個外地,對他們而言卻又好像是家鄉一般,正如任何一個家鄉又好像是外地一樣。他們在地度日卻是屬天的公民。他們遵守地上的法律,同時他們的生活又超越法律。雖然曾受眾人責駡,他們仍愛眾人。”殉道者的熱血澆灌了福音的種子,聖靈的果子成了教會的見證。── 約翰甘乃迪《見證的火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