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宗教改革
一五OO——一五五O年
要道問答手冊——共同生命，弟兄會——路德——帖次勒(TETZEL)——威登堡的九十五條款——焚毀教皇諭令——在沃木斯(WORMS)舉行帝國會議——瓦特堡(WARTBURG)——翻譯聖經——伊拉斯謨力圖折衷妥協——路德會的發展——路德會的改革與缺點——施道比次的規勸——路德在新約教會樣式與國家教會體系間的抉擇——羅耀拉(LOYOLA)與反宗教改革
各國的弟兄們，不論是在山谷地區的，或是在法蘭西和義大利的瓦勒度派，或是在日爾曼境內的信徒，或是在波希米亞的同寅會，他們都使用同一本要道問答手冊。可見這些分散在各地的弟兄們事實上是彼此有關聯的。這手冊是以義大利文、法文、德文、和波希米亞文等文字印行，還有各種不同的版本，都是在一四九八至一五三O年間問世。
與這些弟兄們有密切關聯的，還有“共同生命弟兄會”(BRETHREN
OF COMMNILIFE)。該會在十五世紀至十六世紀初期，在荷蘭及日爾曼西北部廣設學校。創始人是荷蘭的迪溫特(DEVENTER)地方的耶赫格若特(GREHARD
GROOTE)。他與銳斯布若克(JAN
VAN RYSBROECK)商議後，成立了共同生命弟兄會，又在迪溫特創辦了第一所學校。格若特說明他的教育原則如下：“學習的根源與生命的鏡子，必須先在基督的福音中去尋找。”他認為光有學問而沒有敬虔，那並非是福氣，簡直是咒詛。迪溫特這所學校教學的成績優良，校長是著名的亞力山大紇居斯(ALEXANDER
HERGIUS)；學生人數有二千，後來寫《效法基督》的懇普斯(THOMAS
A KEMPIS)，和伊拉斯謨，都曾在這所學校求學。不久以後，其他的地方也紛紛設立學校。這些學校教授拉丁文，也兼授一些希臘文。學生學唱拉丁文的福音詩歌；學校也開辦成人班，用本國文字的福音書作讀本。學校靠滕寫新約聖經抄稿賺點經費，後來又印刷聖經，也大量印行弟兄會和《神之友》的單張。就是這樣，弟兄會為當時的社會提供了以聖經為基礎的完善教育。
一五三八年，在烏音(ULM)出版了一本詩歌集，裏面有弟兄們聚會用的讚美和敬拜的詩歌；歌集的名稱相當長，注明是供“基督徒弟兄們天天應用及歌詠以榮耀神；弟兄們就是直至如今還被人認定是非基督徒與異教徒的畢加派(PICARDS)。”
使路德首先受光照的是聖經，再加上施道比次的指導，和圖勒爾及其它弟兄們的著述所給他的啟發，路德漸漸明白真道。他說他從這些著述中所獲益的，比在大學時所吸收的還要多，他又認為沒有比這些著述更接近福音的文字記載，也沒有更完美的。路德不久便從事著作，孜孜不倦。他早期所寫的單張（一五一七——二O年），都充滿了弟兄會的作風，力指救恩非藉教會而得，是人直接到神面前，藉著在基督裏的信心和順服祂的話的心意，而得著救恩。他堅持聖經的真理：得救是本子神的恩，也因著在耶穌基督裏的信，不是靠自己的行為。路德講道鏗鏘有力，大發熱心，不但叫那些已經認識救恩的人重新燃起內心的希望，也叫其他還沒有認識真理的人受到有力的啟發。
一五一七年，一位銷售教皇赦罪券的修士帖次勒(TETZEL)所表現的無恥和胡鬧，使天主教騙人的勾當暴露無遺。他來到威登堡兜售贖罪券，路德眼見薩克森選候不肯採取行動，又得到施道比次從旁的鼓勵，於是在教堂門口張貼了他那九十五條款，震撼了整個歐洲，使人醒悟到終於有人把當時許多人的感受說出來了，那就是：整個所謂教皇免罪的說法，簡直是個騙局，根本沒有聖經根據。這位卑微的教士路德，從此要面對龐大的教廷勢力，並與之抗衡。他所寫的《寫給日爾曼貴族論基督徒的自由》，與《教會被擄去巴比倫》這兩篇文章，使全歐洲大為震動。教皇下令把他驅逐出教，他卻把教令在威登堡當眾焚毀（一五二O年）。後來他被召往沃木斯(WORMS)受教廷審訊，他毫無畏懼應召前往，也沒有人敢傷害他，但在他離開以後，因為受到生命威脅，朋友們便把他偷偷地帶走，在瓦特堡(WARTBURG)藏起來，讓人以為他是已經去世。在瓦特堡，他把新約聖經譯成德文，接著又翻舊約聖經。當時人民普遍受到宗教問題厲害的衝擊，也有更多的人有機會讀聖經，結果整個基督教大為改觀，因天主教會日益腐化貪婪，人心本來已極感灰暗絕望，現在心內又再一次重燃希望，都感到復興終競來臨了，教會又再回到使徒時教會開始時的樣式，人們重新領會基督，就如聖經所啟示的，祂是罪人的救主，引領受苦的人到神那裏。
可是，在此意見紛紜，情勢變化的時候，衝突是在所不免。跟隨路德和同情他的人，迅速增加，但羅馬天主教的舊有體系，卻並不會如此輕易的改變。當時有人希望與伊拉斯謨合作，共同尋找折衷的辦法，保持和平。但教士們眼見本身的地位與特權面臨崩潰，心有不甘，主張堅決的對抗，於是教廷決心又像以往一樣用咒詛與殺害的手段來鎮壓新教運動，結果迫使路德一改先前的溫和態度，變得像教皇一樣頑強固執。
當時的政治競爭，使情勢更形惡劣。壓迫農民的政策，引發了農民戰爭（一五二四——五年），政府歸咎于路德和他的同人，歐洲面臨大戰爆發的危機。伊拉斯謨當時說：“我希望路德……能安靜片刻。……他所說的也許是沒有錯，但也得要等待合適的時機。”後來他寫信給薩克森的喬治公爵(DUKE
GEORGE)（一五二四），說：“起初路德發表意見時，人人鼓掌喝采，大人你也在其中。如今作他死對頭的人，當時也是站在他的那一邊。樞機主教們，甚至修士們，都給他打氣。他可謂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大事。當時他抨擊一般老實人也看不過眼的陋習，和一群兇殘貪婪的人分庭抗禮，而全世界的基督徒正在這群人的專制下歎息呻吟。當時有誰會夢想到這運動會如何發展下去呢？……路德本人也從沒有想到自己會掀起這麼大的風波。當他的條款論文公開以後，我就勸他不要再鬧下去，……我擔心會引起暴動，……我提醒他要適可而止。當時主教下教令，國皇下諭旨，不久就有人下牢，被鞭打，甚至遭焚斃。可是我一切的努力都歸於徒然，運動遺害日深。……不錯，我也目睹世人沉迷於各種禮儀中不能自拔；聲名狽藉的教士，扼殺人們的良知；宗教變成一套詭辯，信仰變得一團槽，莫名其妙。此外還有一些甭提的神甫，主教、和教廷官員等。……我認為這是雙方協議折衷的時機。……但擁護路德的人卻執迷不悟，一點也不肯讓步，天主教的人士只嗅到一片火藥味的憤怒。……我當時深信，也著實希望，路德肯作一些讓步，而教皇和君侯們也許可能同意講和。願基督的和平鴿子臨到我們當中，否則就願智慧女神的貓頭鷹幫助我們。路德在病重的人身上用了一服辛辣性的藥物，求神使這服藥能奏效。”在一五二五年，伊拉斯謨又再寫信說：“我認為路德是個好人，是神所興起的，為要糾正這時代的腐敗墮落；但這一切混亂究竟何時開始的呢？是源于神甫們的厚顏無恥，腐化敗壞；宗教人士的囂張跋扈；和修士們的專橫暴虐。”他勸人可以取締一切明顯錯誤的習例，但可以保留其他無傷大雅的，儘量容忍，發揮理性的自由。他說：“修土們長期以來以贖罪券那勾當愚弄世人，一般宗教人士亦縱容他們，但現在事情終於爆發了，那麼，那些對聖經美德失去了信心的人，現在該向父子聖靈三而一的神祈求，也要在生活上效法基督，不要干涉那些仍舊信任聖人的信徒。……任由人隨己意去領會煉獄的事，不要和與己見不合的人爭吵。……究竟是因行為稱義哩？還是因信稱義？這都是無關重要的問題，反正人人都相信，沒有行為而光有信心，是不能得救的。”
當時的衝突十分激烈，這些溫和的勸告當然不能產生任何功效；很少人認為在這種情況下還可以談容忍之道。路德在這種特殊情勢下，也只得改變作風，這一點改變，也著實影響到當時眾人的反應。路德自早期就是個虔誠篤信的天主教徒，在認識了施道比次以後，專心研究聖經，使他開始傾向弟兄們和神秘派的作風，但後來因與羅馬教士們的衝突，使他和日爾曼君侯們拉上了關係。因著這個關係，加上他本人早期所接受的訓練，使他慢慢生髮了要組織路德會的心意；這個心意的發展過程的特徵，就是逐漸離開弟兄會的主張，一面圖謀恢復聖經真理，一面又取法羅馬教會體系的特色，吸收溶入新成立的路德會內。比較上說，路德比舊有的信徒聚會更多強調保羅的教訓，較少提及福音；他強調因信稱義的真理，但不像以前聖徒那麼注重效法基督的道理，這兩者原應是並重的。他相信救恩純粹出於神的恩典，人沒有意志或揀選的自由，因此在傳講福音的時候，就忽略了好行為的重要性。至於他在羅馬教會所取法的習俗，包括洗禮使人重生的說法，因此，路德會也給嬰兒拖洗。路德一面在聖經教導上恢復因信耶穌基督的所是和所作而得救的真理，但另一面卻拒絕接受新約聖經內有關教會的真理。教會原是從世界分別出來的，但教會要為耶穌基督的救恩福音作見證。路德又采法羅馬天主教的教區制度，由聖品人負責所謂基督化世界的事務。當時歐洲好幾位統治者支持他，所以路德也主張政教合一，以政治力量去對付異己。一五二九年，在斯拜爾(SPEYER)舉行的國會會議中，宗教改革者向羅馬天主教所委出的代表提出抗議，“抗羅宗”因而得名。後來在一五三一年，有五位擁護路德的國君和十一個自由城市聯盟起來，成立施馬加登同盟(LEAGUE
OF SMALCALD)，是為“抗羅宗的勢力”。
因為路德後來的轉變，施道比次曾經警告過他，說：“我看見許多把福音掛在嘴裏的人，誤會聖經的教訓，縱容肉體去犯罪，願神幫助我們，叫我們至終能依照福音的教訓去行，這福音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巴不得你能接受我的懇求，因為我也曾經一度是傳揚福音聖教訓的先驅。”最後，當他宣告他不同意路德的做法而要與他分道揚麓的時候，他把有名無實的基督徒和真正的基督徒作了個比較，說：“現在人喜歡將信心和傳福音的實際生活，分開當作兩回事，似乎以為人可以在基督裏有真正的信心，而在生活上無須像主。啊，仇敵是何等的詭詐！啊，多少人上了當！誰聽愚人的話：‘信基督的人無須要有好行為。’但請聽真理的呼喊：‘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魔鬼告訴屬血氣的基督徒說：人稱義不在乎行為，保羅也是這樣教導人的。這句話說錯了。不錯，保羅指斥那守律法的行為和守律法的表現，人是出於恐懼才去守律法，希望因此得救，但保羅卻從沒有指責好行為，還極力讚揚那出於信心與愛心所結的果子，那因順服從天上來的命令而作的好行為。在他每封書信中，他都是這樣說，而且教導人必須如此行。”
路德在教導人的時候，說：“請聽保羅的教訓說：福音書中指出基督來了，不是要賜下新命令叫我們遵守，而是基督將自己獻上為世人贖罪。”可是，從前的教會除了指出基督贖罪以外，還說：真正的基督徒，在以信心接受了基督的生命以後，就會藉著那內住的基督，愛慕並追求照著祂的樣式和吩咐去行。
路德大刀闊斧的作風，在那些長久以來被人認為神聖不可侵犯的繁文與陋習中，打開了一條出路，好讓人能進行宗教改革。他向無數罪人昭示基督是救主，並呼召人到基督面前來，無須假手神甫、聖人、教會、或聖禮，也無須靠自己的良善，只要照各人的本相和需要，用信基督而在祂裏面找到完備的救恩，它是以神的兒子那完備的大工為根基的。可惜路德就停在這兒，沒有照著神的話接下去實行，反而成立了路德會，雖然刪去了一些陋習，但在其他許多方面，卻仍舊是那舊制度的翻版；跟隨他的人，就接受了他在路德會所塑造出來的樣式，但另外有好些人，見他沒有回到聖經的樣式，大感失望，只好留在羅馬天主教會內，而弟兄們心中起初所燃起的希望，便告熄滅；這些弟兄們，發現自己處身在基督教內兩種體系的夾縫間，兩面受敵，因為這兩個體系都是主張用武力使人在良心上就範。
路德事實上是認識教會的屬天樣式，所以當他下決心放棄新約聖經所教導的真正信徒的獨立聚會方式，而選擇外在環境迫使他接受的國家教會制度的時候，他內心裏著實經過了一番掙扎。這兩種方式間勢不兩立的對立形勢，就成了當時衝突的必然戰場。在這些衝突中，突出了受浸和守主餐這兩件事的重要性，因為真正的教會，是因著對這兩件事上的領受，而標誌出教會與世界的分別；但是，在國家教會內，反而要打消信徒與世人之間的分別，因此就有嬰兒受洗和施聖餐的做法，目的在否定信徒接受洗禮和主餐就必須先有個人信心的必要。再者，國家教會規定，只有牧師纔能主持聖禮，因此人人在信心與良知的事上，都必須聽命於一種專制的權力，再加上教會與政府或國家的聯合，使教會根本無法獨立自由，而宗教也成為國家大事。這樣的國家教會自然就包羅萬有，而且必須包容各種不同的意見，可以接納不信的人參加，容忍各種不義的事，甚至連聖品人也可以表示懷疑聖經。可是，教會本身如果有權治理這些事，就可以禁止給不信的人施洗，也可以拒絕不信的人與信徒一起吃主的晚餐，因為這些事正好與國家教會本身的性質的基礎有關，分歧的基本原因，並不全在禮儀，而是在教會的本身。
從來沒有人像路德那樣有如許的能力與膽量，指出關於罪人得救是本乎恩這個真理；但在指出信徒在一切的事上應該回到聖經原則，和有關教會真理這方面，路德卻沒有作所該作的。他說過：“我說了千萬遍，神絕對不勉強人服事他。”
“任何人都不該被迫相信，也沒有人能勉強別人。”
一五二六年，他又寫了下面的話：“福音事奉的正確程式，不可能向隨便一群人說明；唯有那些認真決心作基督徒，又口裏承認福音，行為上又表明他真誠信心的人，他們就該按名登記起來，分別在其他的房子裏聚會，禱告讀經，施洗，主持聖禮及其它基督教的事務。有了這種程式，那些不按基督徒體統而行的人，就會顯明出來，接受應有的責備，然後恢復事奉，或被革除，都要照著基督的法則而行（太18:15）。這些人可以像其他信徒一樣奉獻錢財，但要捐得樂意，並且把所奉獻的分給窮人，都要照保羅所留下的榜樣（林後9:1-12）。這些聚會無須有太多或高深的歌誦，可以舉行精簡的洗禮和聖餐，但總要憑愛心，依照神的話去行。可是，我至今還未能成立這種聚會，因為還沒有找到合適的人，但假如有一天有這個需要，而我也必須如此作的話，我會很樂意作我的本份。目前我就專心在呼召及激勵信徒的事上，傳道幫助人，推廣福音，直至有一天，基督徒誠心誠意聽從神的話，他們自然就知道該怎樣行，也知道該如何作下去。”其實路德深知“合適的人”，大有人在，那就是他所說的“屬神的真誠、虔敬又聖潔的兒女”。可是，後來經過不少考慮和遲疑，他還是反對人家實施他所曾津津樂道的理想。路德卻不像其他後繼者那般認定路德會是人所設計出來最理想的宗派；他形容路德會不過是屬“過渡的性質”，只是聖殿的“外院”，不是“至聖所”。他也不停地勸勉警誡人，說：“假如我們正視那些自稱是福音派，又能侃侃而談關乎基督的事的人，就知道他們實際上是沒有什麼的，多半都是自欺欺人。起初樂意接受我們的教導，與我們並肩的人；能堅持到如今的，僅十分之一。那些人很會說話，就像鸚鵡一樣學人繞舌，裏面卻沒有真正的經歷，始終是原來的本相，從來沒有嘗過神的信實，也沒有感覺過神的真實。他們滿口福音，起初也果真能誠心去尋求真理，但過了一段日子以後，就沒有了下文，因為他們只是任從己意而行，隨從自己的私欲，事實上他們的景況大不如前，也比別人更沒有節制，還自以為是。……因為今天的人，不論是小市民或是貴族，都比以前在羅馬天主教體系下的時候，表現得更貪婪、更散漫放縱。”
“主耶和華啊！如果我們是按正處理的話，今天要求洗禮的一千人中，可接受的大概不滿一百。我們如果能這樣嚴謹的去作，那麼我們所犯的過失，就會比當日教皇倚恃那些該死的法令橫行無忌的情況會好一點，而我們也就能成為真正的基督徒聚會，不至於像如今那樣徒具虛名，我們也就能從那些並非真心相信、內無生命、外無見證的人當中分別出來。可是今天，這卻成為無法實現的空想。”
當教會受到政府所支配以後，事情就成了定局。路德從來沒有表示過他所建立的教會是照著聖經的樣式。當墨蘭頓(MELANCHTHON)稱呼奉抗羅宗的國君為“教會主要的人物”時，路德卻稱他們是“權宜的主教”，他還不時因為未能實現他原來的理想而感到遺憾，痛失基督徒的自由和教會的自立性。
當路德公開焚毀教皇的教令而引發了宗教政革運動的時候，另外有人正準備自己去阻抑抗羅宗的發展，組織“反宗教改革運動”，為羅馬天主教奪回不少深受改革影響的領域。
這個人就是羅耀拉(IGNATIUS
LOYOLA)，他出身西班牙貴族，生於一四九一年，先在斐迪南王朝任王室侍從，以後作了軍人，以勇猛無畏著名；年三十時，因傷退位，終生不良於行，卻因此扭轉了他一生的命運。
在受傷後一段長時間的療養期間，他讀到神秘派的著作，心中迫切要脫離舊造的敗壞，渴望作點大事，但並不是為地上君王在戰場上耀武揚威，而是為神作耶穌基督的精兵。他禱告說：“求主啟示我，教我如何能尋找到禰，我就要如馴犬一般跟從禰，只望能找到救恩之道。”經過了長時期的掙扎以後，他終於向神完全順服，得著罪蒙赦免的確據，也從肉體私欲的轄制下得釋放，心裏滿了安息。他在著名的蒙撒勒特
(MONTSERRAT)修道院那裏，在山巔如火焰的群山環抱下，澈夜不睡，經過了一整夜認罪懺悔後，他把兵器解下，放在童貞女馬利亞的古老木像前，決心為她和基督奉獻自己；又把原來的衣服脫下，換上朝聖者的粗布衣，接著就一跛一拐地走往隔壁的曼熱撒(MANRESA)多米尼古修道院住下來。在修道院內，他不但經常作自我省察，沿用神秘派的習慣，還規定將自己觀察所得的一切仔細記錄下來，不管是默想心得、或異象、甚至是外在的姿態與位置等，都記錄下來，設法歸納出凡有助於培養靈性的一切方式。在這段時候，他完成了日後產生重大影響的《屬靈的操練》一書的大部分。
神秘派的信徒追求與神直接交通，不靠神甫或其他媒介。這一點事實，引起他們與神甫之間經常的衝突。起初教廷人士懷疑羅耀拉也有這樣的主張，宗教裁判所和多明俄會，均曾多次判決將他囚禁，但每次他都說服了裁判官，證明自己並沒有這個意思，結果獲釋。事實上，他起初雖然深受神秘派主張的影響，但後來他另行發明了一套制度，卻正好與神秘派的主張背道而馳。他不主張人在尋求與基督直接交通的經歷，反而把他的組織內的每一位元成員，交由另一位作“聽懺悔者”的人指導；會員要發誓向“聽懺悔者”供認私生活中的一切秘密，絕對順從他的指導。這套制度就如軍隊的組織一般，軍人都要服從上級的命令，甚至最高級的將領，也撥歸一些特派的人所管理。這些人專門負責監管各人的行為，和審定各人的行為動機。羅耀拉和他的同人，經過多年研究，到處傳道，從事慈善活動，在這期間內還數度想要去耶路撒冷，但卻沒成功；又去覲見教皇，後來就形成一群以羅躍拉為核心的教徒，于一五三四年在巴黎正式成立“耶穌同伴會”(COMPANY
OF JESUS)，羅耀拉及其它六名人士，包括方濟各沙勿略(FRANCIS
XAVIER)在內，宣誓自甘貧苦、堅守貞誠、專心傳道。一五四O年，教皇正式承認這組織為“耶穌會社”(SOCIETY
OF JESUS)，後來加爾文及其它反對天主教的人，稱他們為“耶穌會”(JESUIT)。會員都經過審慎的挑選，再加以長期特殊的訓練，學習向長官絕對順從。經過這麼一番鍛練，耶穌會的會員成了有力的武器，不但阻遏了宗教改革運動，還組成了“反宗教改革”的一股力量，奪回不少羅馬教會所喪失了的地土。
耶穌會的工作，持守一貫，卻能隨機應變，勢力便迅速膨脹，因著他們肆無忌憚的作風，樹敵甚多，甚至在羅馬教會內，也有人反對他們，而在其他的國家內，耶穌會不但干涉宗教，甚至干預內政，引起各國人士的反感。該會在發展的期間內充滿了風暴，有時會完全控制了某一個國家的政策，但不久卻被驅逐出境，受到禁制——但到了情勢改善以後，他們又回到那兒活動。在日爾曼，科倫大主教選侯赫曼(HERMANN
VON VIED)試圖改革天主教，與改革宗和解，但結果受挫，原因是有一位受耶穌會影響的代表簡尼修(CANISIUS)從中作梗。此外還有不少其他的事例，顯明的因著耶穌會的活動，宗教改革運動不斷地受阻，或是不能發揮作用，而羅馬教會的勢力，卻反而加強。耶穌會的教士不辭勞苦，滿腔熱誠，把他們所信奉的宗教四處傳揚，遠及印度，中國，和美洲。――
博饒本《走天路的教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