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中世紀末期的教會
一三OO——一五OO年
弟兄們給其他地方的影響——巴都亞的馬爾西革流(MARSICLIO
OF PADUA)——同業工會——建築大教堂——市民和工會的抗議——科倫的華爾德(WALTER
IN COLOGNE)——多馬阿奎拿(THOMAS
AQUINAS)和阿爾韋聿伯拉糾(ALVARUS
PELAGlUS)——弟兄們的文獻被毀——伊克哈爾特(ECKHART)——圖勒爾(TAULER)——“九塊石”——來自奧拔侖(OBERLAND)的“神之友”——逼迫複燃——記載眾教會堅守信仰的史塔司堡文獻——在塔爾(TEPL)發現的古卷——古時譯成德文的新約聖經——狂熱的盲從——君士坦丁堡的陷落——發明印刷術——新事物的發現——印刷聖經——柯列持(COLET)，銳赤林(REUCHLIN)——伊拉斯母(ERASMUS)與希臘文新約聖經——和平改革的希望——羅馬教會的反抗——施道比次(STAUPITZ)發現路德(LUTHER)
瓦勒度派使徒們和弟兄們的見證，影響所及的範圍，遠超出他們生活工作的圈子，在十四世紀的上半期，他們給別的地方帶來的影響是空前的。
一三O二年，教皇波尼法修八世下令，宣告人人都必須服從教皇，否則靈魂不能得救，從這命令演譯出來的結論就是：除了教皇以外，神沒有在世上賜下別的權柄。巴維利亞(BAVARIA)的勒威格(LUDWIG)皇帝率先提出抗議，結果教皇在巴維利亞大部份地區施行褫奪教權的禁令。
這次衝突的主要起因，是因為巴都亞(PADUA)的馬爾西革流(MARSIGLIO)的論著。教皇宣稱他是前所未有最惡毒的異端份子，但巴維利亞皇帝卻信任他，保護他。他出生于巴都亞（一二七O年），在巴黎大學攻讀，成績超卓。一三二四年，他發表了“和平的保衛者”(DEFENSORPACIS)一文；在文中，他根據聖經，明顯指出國家與教會的關係。他說：今人以教會的牧師、主教、神甫和執事等，代表教會，這是與使徒的教導，大相違背。使徒所指的教會，就是全體信徒，因此保羅寫信給哥林多的信徒，是“寫信給在哥林多神的教會”（林前1：1-2）。他又指出：人誤用了這個名詞，並不是出於疏忽，而是經過周密的考慮，認為有利於教士的特權，才故意加以歪曲；這樣作，實在是給基督教帶來了極壞的影響。故意歪曲教會的意義，再加上誤用的經文，就產生了整個教士統治的體系，違背了聖經和基督的命令，僭奪了屬靈和屬世的最高裁判權威。事實上，主教和神甫所享有的權力，應該是來自基督教會的，而一切教師或牧者，都沒有強迫人順服或懲戒人的權力。那麼，誰有權力選立主教、牧師等神職人員呢？以使徒而言，基督是一切權柄的源頭；以使徒的後繼者而言，選立的權柄是在於使徒；使徒離世以後，選立的權柄就歸到全體信徒身上。使徒行傳所記載有關揀選司提反和腓利的經過，就是個例子。在使徒時期，尚且是教會才有這個權柄，何況在使徒離世後，豈不是更應該只有教會才有選立的權柄？
在大城市中，基督教會迅速發展，多人參加了教會，尤其是各種工會或商會的會員。在義大利和法蘭西，人稱這些弟兄們為“織布者”，意思指他們多是手藝工人，連身任教師的也不過是織布者或制鞋匠，含行譏諷之意。這些行會勢力頗大，在各國還有分會，分佈極廣，由葡萄牙以迄波希米亞，又由英格蘭至西西里。工會各有精密的組織，彼此間的關係密切；組織不但是技術性的，也屬宗教性的。在他們的活動中，讀經和禱告都占了重要的地位。行會中勢力最大的，首推石匠工會，會員包括各種建築工人。這個工會的勢力和重要性，由當時的無數大教堂、教堂、會堂和房屋建築上的瑰麗雄偉，可以窺見一斑。這些華麗的建築物，都是建於十二、十三和十四世紀，直到今天，這些建築使歐洲別具風格，迷人之處，無與倫比。在建築大教堂時，工地蓋起臨時房屋，供工人住宿；在這些房子內，工人聚集，聽師傅讀聖經，而當時在其他的地方，如果人擁有聖經，可以招致殺身之禍。有好些與建築行業毫無關係的人，例如婦女、店員和其他人士，只須付一筆微不足道的會費，甚至一罐蜜糖或一瓶酒，就可以加入成為會員。有時這種會員人數比工人會員更多，他們也樂得在工會蔭庇下逃過迫害，而且又有機會聽神的話。當時手藝品的精美，可以說是歸功於辛勤耐勞的工人們內心裏火熱的靈性。
當時帝國大城市內的人民和工會，都支持勒威格皇，與教皇極力爭辯。結果在教皇所施的褫奪教權的禁令下，大受磨折。一三三二年，有幾個城市聯名上書直裏維斯的副主教，宣稱在地上所有君王中，勒威格皇是最真誠隨從基督的教訓而活的，在信仰和謙和的態度上，也足為眾統治者的模範。他們又說：“無論何時，我們都樂意堅定效忠祂，雖死不辭；我們願意真誠的跟隨祂，信服祂，以祂為我們真正的君王和順理成章的主宰，不管是苦難、或環境改變，都不能使我們與祂疏離。”他們往下說的時候，又舉出太陽和月亮，比喻教會和政府兩者間的正常關係，世人因要得著地上的榮耀，不惜破壞這個正常關係，使他們痛心疾首。他們不承認教皇擁有無上的權威；他們甘心作個“窮苦的基督徒”，祈望人不再傷害基督教的信仰。
幾百年來，史塔司堡和科倫是弟兄們的主要集中地，神的教會在那裏極其興旺，也影響到信徒生活圈子外的人。有一本編年史指出，在一三二二年，有一位名叫華爾特(WALTHER)的弟兄，從買音慈(MAINZ)來到科倫。編年史中記著說：“華爾特是弟兄中為首的，是個危險的異端宣導者，多年來隱匿起來，還引誘多人跟從他的謬誤；後來他在科倫附近被捕，經法庭判決用火燒斃。他內心充滿魔鬼，才幹過人，但常犯錯誤，巧言善辯，信仰敗壞，不論威迫利誘，甚至酷刑，都不能令他供出其他的同黨。這個羅拉德党人華爾特，來自荷蘭，不懂拉丁文，用德文寫了不少有關他那錯謬信仰的著作，還暗暗地把這些著述分送給那些受他勾引誤入迷途的人。他不肯悔改，又不肯放棄信仰，一味維護自己的荒謬言論，結果他被扔入火中，只剩下一堆灰燼。”
多馬阿奎拿(THOMAS
AQUINAS)的著作，大有助於申張教皇的權威。他辯說：既然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給了基督，而教皇是代表基督，因此教皇亦理所當然地擁有這些權柄。阿爾韋聿伯拉糾(ALVARUS
PELAGIUS)，是個西班牙籍的方濟各會教士，也支持這個見解，他的著述亦備受推崇。他說：“人若以屬靈的眼光看教皇，他就是神，不是人。他擁有無限的權力，可以自由決定是非善惡；若有人懷疑這宇宙間的大能，等於是自取滅亡。教會最大的仇敵，是那些異端份子；他們不肯順從。這些異端教徒在義大利和德國為數不少，在普羅旺斯，他們是稱為‘伯赫人’和‘伯翰人’。有人稱他們為‘弟兄’，或‘生活貧困者’，或‘使徒’。”他又接下去說：“使徒和伯赫人，都居無定所，上路時不帶分文，不求乞，但又不作工。在他們的情況來說，這是最壞的現象，因為他們以前是建築工人、石匠等。”另外一個作家（一三一七年）說：當時的異端在神甫和僧侶中，散播迅速，整個阿爾塞斯(ALSACE)
都充滿了異端。
當時的人要消滅這些所謂異端書籍，可說是不遺餘力。一三七四年，史塔司堡出了告示，譴責這些散播異端的出版物和作者，命令凡擁有這類書籍的市民，都得在十四天內將全部收藏交出來，否則要處死。一三六九年，查埋士四世指派幾個裁判官，把平民或教士所交出來的書籍逐本檢查，當時一般人都不准翻閱任何以德文寫成的評論聖經的書籍，因為教廷恐怕他們會受伯赫人和伯翰人的異端所迷惑。
一三O七年，薩克森(SAXONY)的多明俄會副會長，正是著名的伊克哈爾特(ECKHART)。他在巴黎大學時，就已被人公認為當代最有學問的學者。他言論激進，結果使他丟了顯貴的職位。但過了一段銷聲匿跡的時期後，他再度在史塔司堡出現。他講道時那撼人心弦的能力，很快就吸引了大批的聽眾跟隨他。史塔司堡的伯赫人常常引用他的話，結果他也被指為異端份子，被迫遷往科倫，在該處傳道多年，據說後來他在該地大主教面前以異端份子罪名受審判。後來案件轉呈給教皇親自處理，結果他被定罪，作品列為禁書。但他本人聖潔的生活和高尚的性格，繼續留下深遠的影響。蘇所(SUSO)就是從他獲悉平安的福音；還有，在科倫他認識了年輕的固勒爾(TAULER)，也給他引導和影響。
在巴維利亞王勒威格與教皇的爭辯中，著名的多明俄教士圖勒爾博士，勇敢地為國王辯護。圖勒爾不但在史塔司堡吸引了大批信徒跟隨他，備受愛戴推崇，同時在其他許多國家中，他的傳道工作亦早已享譽載道。一三三八年褫奪教權的禁令實施後，大部份的教士都離開了史塔司堡，但圖勒爾仍留在城中不走。當時的人正處在水深火熱中，使他有更多機會作工。他也走訪其他落在同樣難處中的地方，就如巴色(SASLE)和科倫。過了十年，史塔司堡的信徒備受折磨，圖勒爾堅守本位，還與兩位信徒合作，一同為這些備受痛苦驚嚇的人服務。他們三人聯名列出公開函件，為在禁令下煎熬的人民請命，指出基督既為眾人死，教皇就沒有權可以攔阻人進入救恩之門，這些人不過是不順從他，只順服那位真正的君王基督。函件公開以後，這三個人就被逐離開史塔司堡，他們移往鄰近一間修道院繼續寫作，然後將這些公開信分發出去。以後圖勒爾遷往科倫居住，在聖各陀勒(ST．GERTRUDE)教堂講道，然後又有機會返回史塔司堡，最後死於該地，享年七十歲，死前患上痼疾，由他一位在修道院當修女的姊妹料理他。
在他的一生中，屢次被人指控為異端教徒；在自辯時，他說自己是屬於“神之友”。他說：“這世界的王正在把野草雜種在玫瑰叢中，玫瑰都給擠住了不能生長，也有被雜草刺傷的。孩子們，你們必須逃避，或分別出來，不管是在修道院內還是在院外，都要分隔開來。神之友不過是要與世界之友有別，這一點事實，不能構成他們就是異端教徒的根據。”當人指斥他的教訓是屬伯赫派的時候，他就警告說：那些“在寒冷和沉睡中的人”，一心相信他們已經完成了“那神聖教會所命令”要履行的一切，可是，“當他們完成了這一切以後，心裏仍舊沒有平安，一定要等到天父永生的道臨到他們，叫他們裏面更新，使他們成為新造，那時才會得著真正的平安。可惜他們沒有這樣的等侯，反而自欺欺人說：”我們屬於一個神聖體系，有神聖的交通、祈禱、讀經。“於是自以為平安無事。這些瞎眼的人，以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受苦和祂寶貴的血為尋常，也不為主結果子。孩子們，這是不行的，絕對不能如此。……當有人警告他們，指出他們身處的危機和他們所要面臨的恐懼戰兢時，他們就會反唇相譏說：“你們說話就像伯赫人一樣。”他們競如此反駁那些關心他們、要把正路指示他們的人。圖勒爾又指斥那些教士自以為義，委實是“法利賽人”，是他們想毀壞“神之友”。耶穌會的會長（一五七六年）曾下令不許人閱讀圖勒爾的著述，而教皇西克斯都五世(SIXTUS)曾以這些禁書的索引為題發表講章（一五九O年），圖勒爾的著作中被天主教教會認為異端成份特別重的，統統給燒毀，其餘的就全部給人加以修改。此外，有些書根本不是伊克哈爾特或圖勒爾所寫的，但都上在他們的帳上，因為當時對信徒普遍的迫害，許多書的真正作者都隱名埋姓。從目前保存下來的書籍中，我們可以見到圖勒爾對弟兄們和基督教會的深切關懷。
有一本書名叫《圖勒爾悔改的經過》，通常附在圖勒爾的講章後面，該書流傳甚廣，但顯然並非出自圖勒爾手筆。書中內容記敍一位元著名的傳教神甫，從一位虔誠的平信徒得著指引而悔改歸主，這書與另外一本影響當時信徒頗深、書名叫《九塊石》的書，頗有關聯，後者據說是蘇所著的，但這版本是來自盧文密思允(RULMAN
MERSWIN)的一份手抄稿。密思允是個有錢的史塔司堡市民，也是圖勒爾最親密的朋友。蘇所把抄稿內一段刪除了，以免引起羅馬天主教會人士的懷疑；這段內容，正好是當時弟兄們意見的寫照，大意是如下：“我告訴你們，你們求神施恩給可憐的基督教會，這是對的，因為好幾百年以來，基督教會從來未有如今天這麼可憐和墮落。但我要告訴你們，你們說：那些可惡的猶太人和外邦人都是失喪的，那又不對了；我告訴你們：今天，一部份外邦人和猶太人得神的悅納，還遠勝於一些徒負基督徒的虛名而實際上違背基督真理的人。……猶太人和外邦人，不論在世上何處，他們的內心起碼還有一點良善和敬畏鬼神的心；在他們的純真和判別的理解力上，他們除了與生俱來的信仰外，並不知道別的，但當他們有機會獲悉真正被神悅納的信仰時，便會留心，而且樂意放下原來的認識，順服神，甚至犧牲生命和財產，亦在所不計。我告訴你們，既然猶太人和外邦人能有如此真誠的表現，他們豈不該多得神的愛顧，勝於那些可惡的虛假的所謂基督徒嗎？這些基督徒居然還受了水禮，行事卻與神相違，明知故犯。”蘇所還修改了另一段記載猶太人受迫害的原因，原文是說：他們受迫害，是因為基督徒的覬覦，但蘇所把意思改為是出於猶太人的忌恨，這也正是一般讀者較易接受的說法。
與圖勒爾經常接觸的許多敬畏神的人物中，最有趣的，莫如一位姓名已失傳，外號叫作“來自奧拔侖的神之友”(FRIEND
OF GOD FROM THE OBERLAND)。這人首先在一三四O年出現，當時他的身份是因逼迫而隱名埋姓的“使徒”中的一個，極具影響力，也大有權能，他能操意文與德文，曾往義大利與匈牙利探望弟兄。一三五O年左右，曾到訪史塔司堡，兩年後又重返該地探望，在該地邂逅盧文密思允，把《九塊石》交他抄繕。一三五六年，巴色地震以後，他寫了一封信給基督教會，指出唯有跟隨基督，纔可以勝過一切罪惡。此事以後，他和一些同道走到山上偏僻的地方住下，和各地的弟兄們以書信聯絡。“來自奧拔侖的神之友”，本來身居要職，但當他決心捨棄世界的時候，便放下自己一切所有的。他沒有一下子就把錢財全部分給窮人，而是在一段時間內，把錢財當作是神所借貸的，將錢慢慢的酌量全部用在屬神的事上。他一生獨身不娶；他寫信給盧文密思允在史塔司堡附近建立的“神之家”時，提到在山上數目不多的信徒，都是“純樸良善、性情謙和的基督徒弟兄”，又說他們深信神快要行事，但在事情還隱而未顯之前，他們要繼續在山上住下來，但一旦事情顯明，他們就要分散到基督教世界各個角落去。他請求信徒們為他們代禱，因為“神之友處境相當艱難。”談論到信徒向世界死的功課時，他說：“我們的意思並非要人離開世界，轉去修道，而是指人還要留在世界上，但心思和感覺卻不要受朋友或地上榮華所吸引，因為如果是受吸引的話，他就只會求自己的事，求自己的榮耀，而不是求神的事，求神的榮耀。他必須放棄世界的榮華，並要在他一切所作的事上榮耀神，這正是神每天教導人的。若能如此，神在祂至聖的智慧中，必使他能明白。他有了這從上而來的智慧以後，在一個小時內他所能領會的教訓，會遠超過他往日在一整年中所知道的。”當密思允向他徵詢關乎使用錢財的態度時，他說：“把錢財周濟窮人，不是比蓋造修道院更好嗎？”一三八年，有十三位“神之友”，在山上秘密集會，其中有一位來自米蘭的弟兄；另一位來自日內瓦，原是個為基督的原故捨棄一切財產的富商；還有兩位來自匈牙利。在聚會時，他們經過長時間的禱告後，就一起擘餅紀念主，接著大家交通到日後如果再遭遇逼迫時，信徒應該如何應付的問題。交通完了，就把大家的領受通知在各地躲藏的“神之友”，例如史塔司堡的密思允和其他弟兄。最後他們分散到各地去。據所知的，他們後來都因著為主作見證的原故而遇害。
勒威格皇帝死後，查理士四世（一三四八年）登基，帶來了對基督徒聚會政策的惡化。登基的新皇深受教皇和他的同黨所影響，教廷因此乘機發起全力粉碎所有異己者。十四世紀上半期，教會極其興旺，許多平素與教會無關的人，都深受基督教訓所吸引，但到了十四世紀下半期，火一般的試煉就臨到基督教會。教廷派去國內各地的裁判官日益增加，而查埋士皇帝則儘量給予教皇各種方便，歐洲大部份地區的人民飽受苦害，焚斃信徒的事件不斷發生。一三九一年，在寵麥雷尼亞(POMEANIA)和伯蘭頓堡(BRANDENBURG)的法庭，公審了四百名控以異端罪名的人；一三九三年，有二百八十名信徒，給關在奧斯堡的監牢中；一三九五年，在土林質亞(TURINGIA)、波希米亞和摩利維亞(MORAVIA)，有一千人據說“改信”天主教；同年，有三十六名信徒在買音慈被焚；一三九七年，在史太亞(STEIER)有一百名男女被燒死；兩年後在諾倫堡又有六女一男被焚。瑞士城市的人也備受殘害。就在此時，教皇波尼法修九世下令要用盡一切方法剷除異端遺害，他引述了一份報告，其中他所稱為在德國的“親愛的兒子裁判官”，形容那些自稱為“貧苦弟兄”的伯赫人，羅拉德派(LOLLARDS)，雪威司特利安派(SCHWESTRIONEN)信徒，並說這些異端邪說受禁制已達一百年之久，還說在好幾個地方，這些死硬派教徒幾乎每年都有人被判處燒死。一三九五年，裁判官彼得皮世道夫誇說他已能鎮壓這些異教徒。當時許多信徒紛紛逃往波希米亞和英格蘭。英格蘭的威克裏夫 (MYCLIFF)，和波希米亞的耶柔米(GEROME)與胡司的教訓，正在這些國家內大受歡迎。
在史塔司堡存留了一份寫於一四O四年的文獻，雖是出於一位敵對基督徒的人的手筆，但文中引述了一位弟兄的話如下：“兩百年來，我們的聚會相安無事，弟兄人數日增，在聚會時，出席的人數達七百餘人。神為這些教會行了大事，但不久神的眾僕人遭受到厲害的逼迫，到處被人驅逐、殘害，直到如今。自從基督教會建立以來，真正信徒的數目，從未銳減得這麼利害，甚至在某些國家，基督徒幾乎絕跡。因為遭受逼迫的緣故，我們的弟兄有時被迫逃到海外，在某些地方曾經遇見其他弟兄，但因為言語不通，彼此無法交往，結果弟兄們只有返回原處。教會的情況興衰不一，就如月球表面凹凸不平一般；有時聖徒人數加增，教會就興旺；但有時又似乎衰落，甚至似乎完全消失。但如果在某一個地方教會消聲匿跡的話，那我們准知道在別的地方，教會仍必存在；就算聖徒甚少，只要他們繼續活著作美好的見證，他們就仍舊能維持屬靈的交通，而讓我們相信教會仍會再興起，人數又必增加，力量也必更大。我們這聚會的創立者是基督，而我們教會的元首是神的兒子耶穌。”檔中指責有些弟兄破壞教會的合一，主張基督徒雖有好行為，還得要單憑信心獲得救恩；又責備他們惡意批評奥古斯丁和耶柔米。這些弟兄們沒有預先寫好的禱文；禱告時，先由他們中間的長者領頭，祈禱長短任隨己意。他們又能背誦用自己文字所譯成的聖經，聚會時就用自己的語言背誦出來。文中又列舉當時弟兄們所信奉的七點基督教的真理：㈠三而一的真神；㈡神創造萬物，包括可見的，或不可見的一切；㈢神賜下摩西的律法；㈣神叫祂的兒子成為人；㈤祂為自己揀選了沒有玷污的教會；㈥祂復活；㈦祂必再來審判活人和死人。
塔爾(TEPL)，是在波麥華爾(POHMERWALD)丘陵地帶附近的地方，久為受迫害的弟兄們藏身之處。在該地曾發現一本十四世紀殘破的古卷，書中就出現上述七點真理，不過不是用拉丁文寫的，是用德文。這書是弟兄們親自抄繕的，顯然是他們當中某一個人或好幾個人所使用的。書中還將主日和其他日子所用的經文列明出來，從這些經文所見到的，他們並不遵守羅馬天主教的節期，只有幾個節期例外。書中又指出經常讀經的重要性，又指出身為每家之主的父親，就是他那一家的祭司。書中最主要的部份，是以德文翻出來的新約聖經；這個譯本，與羅馬教會所用的通俗拉丁文譯本(VULGATE)，大不相同，反而接近印刷術發明以後教會所採用路德所翻譯的德文譯本，這譯者看來深受這份十四世紀的抄稿所影響；還有另外一個版本也是深受這古抄本所影響的，就是接著一個世紀重浸派(ANABATISTS)和門諾派(MENNONITES)信徒所通用的那一本。
當時信徒們處於動盪不定的局勢，又面臨種種的迫害，因此有不少人落在狂熱盲從的情緒中。有些自稱為“自由的靈”的弟兄姊妹，以為自己的感覺就是聖靈的引導，就作出一些極其荒謬愚蠢的事；有些本性善良的信徒，厲行絕對的禁欲；又有弟兄因屢受逼迫而離世獨居，以至觀點漸漸狹隘，誤解平等，誤以無知為美德，而反對求知。
十五世紀中葉，發生了一連串大事，使歐洲頓然改觀。
一四五三年，突厥人（即土耳其人）攻佔君士坦丁堡，知識份子紛紛逃往西方；他們飽受希臘文化的薰陶，帶來了古希臘文學的珍貴典籍，都是在黑暗時期西方國家所早已淡忘的文化瑰寶。希臘文學的學者，不久便在義大利境內的大學講授希臘文，正是開啟這些文學寶藏的鑰匙。研讀希臘文之風，傳到英國牛津大學，亦迅速傳至其他大學，掀起了文學研究的熱潮，結果帶來了文藝復興。希臘文新約聖經得以恢復原文並印刷面世，後果影響之大，遠超過任何古典希臘文學研究所引發的發現。
同時，印刷術的發明，也助長了新知識的傳播。早期印刷業就首先著手聖經的印刷。
此外，哥倫布(COLUMBUS)發現美洲新大陸；哥白尼(COPERNICUS)發現太陽系的運行。這些新事，大大擴展了人類思想活動的領域。
無數信徒讀新約聖經的結果，發現基督的教訓和完全腐化的基督教會之間的強烈對比。十五世紀末葉，印行的拉丁文聖經，共有九十八種完整的版本；至於抽印部份聖經的版本，數量更多。買音慈大主教重申禁止教會採用德文聖經，但十二年後，已經印刷面世的德文聖經版本，共有十二種版本之多，而荷蘭文聖經版本，亦有四種版本；這些文字譯成的聖經部份抽印版本，亦有不少。這些版本，都是以塔爾寺院內發現的新約古抄本為根據。
約翰柯列特(J0HNCOLET)是法羅棱斯(FLORNCE)的希臘文學者中之一，他後來在牛津大學講授新約聖經；聽他講學的人，都承認他的靈命湛深。他擺脫了舊有的說法，將基督明顯啟示出來，又詳細講解保羅書信。有一個猶太人銳赫林(REUCHLIN)，同時亦在德國致力於復興希伯來文研究的工作，貢獻良多。
全歐洲從事學術研究和印刷的人中，最著名的，首推伊拉斯謨(ERASMUS)。他生於鹿特丹(ROTTERDAM)，幼年失怙，嘗盡了生活的煎熬，但他富有天才，不久便為人所賞識，譽滿士林，甚至受到宮廷人士所敬仰，自倫敦至羅馬，無人不知道他。他最大的貢獻，就是印行希臘文新約聖經，附拉丁文新譯，再加上大量的註解及釋義，印行以後，出了多次版本，光是在法國，在很短的一段時間內就出售了十萬本。人人可以親自讀到那把救恩帶來地上的話語，直接認識基督和使徒們，不免就看清了那長時期以來壓制他們的宗教專政與腐敗，與神在基督裏給人的啟示，大異其趣。在註解中，伊拉斯謨對照聖經教訓和羅馬教會所行的，使人們針對教士的批評日益尖銳。這些注釋對羅馬教會極盡冷嘲熱諷之能事；在說到那些行乞的僧侶時，伊拉斯謨說：“這些假裝貧苦的可憐人，事實上是基督教世界內的惡覇。”說到主教，他就指他們“毀壞福音，……隨意訂造律法，專橫管治平信徒，以自己的尺度評判是非。……他們不是傳講福音，而是坐在該亞法和行邪術的西門的座位上，任意妄為。”說到教士，他指出“當時教士人數眾多，一大群一大群，有的成了世俗人，有些只不過是平凡人，但其中真誠者甚少，這是眾所周知的事了。”至於教皇，他就說：“我目睹教皇猶流二世(GULIUS
II)，……在凱旋的行列前頭昂首闊步，好像他就是龐培(POMPEY)，或凱撒大帝(CAESAR)；聖彼得是以信德服人，不是靠刀槍、軍隊、或戰術；聖彼得的後繼者，若有聖彼得的精神，他也該可以像聖彼得一般，征服人心。”論到教堂的唱詩班，他說：“近代的教會音樂唱出來，聽眾根本聽不清其中的字句，……一群該為自己的罪憂傷痛苦的人，卻妄想在喉嚨裏含糊地發出一些音響，就能得神的悅納。”
在介紹他所印行的希臘文新約聖經的序言內，伊拉斯謨論到基督和聖經，說：“就算我們能親眼看見基督，其親密認識的程度，總不能比從聖經裏所領受的更大。聖經將這位向人說話、醫治人，死在十字架上，後來又復活的基督，活現地啟示在我們眼前。”
“假如我們能看見基督的足印的話，我們豈不是會肅然起敬而下拜？但為何當我們看見在聖經中所啟示的活生生的基督，反而不情願高舉尊崇祂？”
“我亟望多人能讀福音書和保羅書信，連最柔弱的婦女也不例外；我亟望聖經能譯成各種文字，使人人都能讀懂，能明白，不光是蘇格蘭人，或愛爾蘭人，甚至撒拉遜和突厥人都要能讀得明白。但要這個理想能實現之前，首先要使聖經的文字顯淺易明。我何等渴望有那麼一天，種田的人在犁田時能唱出部份經文自娛；織布的人能和著織梭的節拍低唱；而上路的人也以聖經故事來消磨時間。”
伊拉斯謨也是主張和平改革基督教的人士之一，而當時的情勢亦極有利於和平的進行改革。殘忍成性的猶流教皇之後的繼位人，是巴奧十世，他出身著名的麥地西(MEDICI)家族，漠視宗教，但積極提倡文學與藝術，批准伊拉斯謨印行希臘文新約聖經；法國君主法蘭西斯一世(FRANCIS
I)，寧願招致全歐洲的仇視，不肯向祖利安教皇屈膝而犧牲法國應享的自由；英國亨利八世(HENRY
VIII) 熱烈贊成宗教改革，還羅致了不少與他同道、大有纔能之士，如柯列特，湯馬土爵士(SIR
THOMAS MOORE)，瓦咸大主教(ARCHBISHOP
OF WARHAM)，菲沙爾博士(DR．FISHER)等；其他在日爾曼帝國和西班牙的統治階級，也都擁護宗教改革。可惜組織愈龐大，就愈難接受改革，總不能接受批評，總會反對改革。當時亦從未有人對羅馬教廷恢復遵守基督的教訓和樣式存著任何真正的期望。
改革如要實現，就必須要有一些新而有力的媒介，當時在教士們的範圍內，就正靜悄悄地進行了改革的準備，起初是由公認為改革運動領袖的施道比次(JOHANN
VON STAUPITZ)所發現，他是奥古斯丁眾修道院的牧師；有一次巡視眾修道院時（一五O五年），在阿爾弗大學(ERFURT)發現年青教士馬丁路德(MARTINR
LUTHER)，正為自己靈魂得救的問題，極度的受困惱，盡心克己去苦修。施道比次對他十分關懷，竭力幫助他；在獲得他完全信任後，就勸勉他多讀聖經，並介紹他讀奥古斯丁和圖勒爾的文章，又讀神秘主義的論著。馬丁路德聽從了他的話，立刻就受到光照，而因信稱義的真理，就成了他靈裏實際的經歷。――
博饒本《走天路的教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