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東方
西元前四年——西元一四OO年
東方的福音傳播——敘利亞和波斯——波斯帝國眾教會脫離羅馬帝國天主教會——東方教會持守聖經原則比西方教會維持得更長久——巴伯賓阿給(PAPABEN
AGGNI)把教會聯合——瑣羅亞斯德(Z0ROASTER)——舍普二世(SAPOR II)執政時期的逼迫——阿失勒赫(AFRAHAT)的講章——悉勞西亞會議(SYNOD
OF SELEUCIA)——逼迫複燃——聶斯托利(NESTORIUS）——“荷勒克拉斯(HERACLIDES)的市集”——容忍——西方主教大量湧入——權力逐漸集中——敘利亞教會散佈亞洲——回教入侵——主教長由悉勞西亞移遷至巴格達(BAGDAD)——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在中亞細亞景教與回教之爭——帖木真(TAMERLAANE)——方濟各會和耶穌會教士在中國發現景教工作遺跡——十六世紀時期聖經部份譯成中文——景教勢力在亞洲大鄰份地區泯減——失敗原因
從東
猶西比烏(EUSEBIUS)在記錄第二世紀所發生的事蹟時，指出當時許多信徒“因著聖經的話，大受感動，心中充滿智慧和強烈的愛慕，要遵守我們牧主的命令，首先向那些有必需和受困迫的人，分享他們所領受的真道，然後遠走外地，向未曾聽見過信仰要道的人，傳講福音，盼望多人歸信基督，並將福音書分送出去。這些人在遙遠和未開化的地區，奠下了信仰的根基，選立了牧者，將所領來歸信的人，託付給他們牧養，然後自己便離開，往別處繼續傳福音。”就是這樣，教會陸續在各地紛紛建立起來，而這些傳道人的腳蹤亦愈走愈遠，不但遍及羅馬帝國廣闊領土的每一角落，甚至進入強鄰波斯帝國的領土，還遠及波斯以外的地區。第三世紀時，另外一位作家記述說：“因著主和他的使徒所行的事工而興起的一股力量，已經征服了人的感情，使許多不同種族、不同國家、各種形式的人，誠心誠意地接受了同一的信仰。據我們所知道的，在印度，在悉呂人(SERES)、波斯人、和瑪代人當中；在阿拉伯、埃及、亞洲和敘利亞；在加拉太人、帕提亞人、弗呂家人當中；在亞該亞、馬其頓、和埃比勒(EPIRUS)等地，都有這樣的情況，並且遠在日出或日落之地，及眾海島，也不例外。”
這些在敘利亞和波斯帝國境內迅速開展的眾教會，並未受當時西方教會所感受的衝擊所影響，原因是彼此語言不通，政治情況亦不同。當時在巴勒斯坦和龐每拉(PALNYRA)通行的語言是亞蘭文，也是幼發拉底河平原一帶商業貿易上通用的語言。同時，在羅馬和波斯這兩個大國間彼此的猜忌，亦成為彼此溝通的進一步障礙。
東方的教會，在持守教會的純正和堅持聖經原則這兩方面，遠比西方教會持久，到了第三世紀，眾教會仍保持分立，並沒有任何統一的組織，國內亦未有劃分教區，（有些教會在同一時間內會有幾位長老）；眾教會並且十分活躍，不斷地把見證繼續傳往新的地區去。
早在第四世紀，巴伯賓阿給(PAPABENAGGAI)提出將波斯境內眾教會結成聯盟的方案，並擬把敘利亞和米所波大米亞的眾教會，亦包攬在內，由當地首都悉勞西亞——實士方(SELEUCIA-CTESIPHON)的主教統治。這方案引起激烈的反對，但支持方案的人繼續大力鼓吹，終於在四九八年，東方的大主教制度成立，最高的主教稱為主教長。
當時波斯的宗教，是由瑣羅亞斯德(ZOROASTER)早在主前八世紀所傳入的。那時他極力反對拜偶像和一切歪風，指出神只有一位，就是那位創天造地的主；祂全然良善，並且只有祂才配得敬拜。瑣羅亞斯德在宗教的事情上，從來不勉強人，他相信自己所教導的真理，能使真道遠揚；他以火和光代表神的作為，卻借用黑暗和燒焦的木炭譬喻罪惡的權勢；他相信神能成就一切善工，又用下面的話把行為的總綱概括出來：“要行善事，遠避惡行”。主前六至三世紀期間，瑣羅亞斯德學說，在波斯盛行一時，但後來慢慢衰落，直至本章所提的沙撒聶(SASSANID)王朝時期才又告復興。
在君士坦丁宣告定基督教為羅馬帝國的國教以後，波斯王就開始懷疑境內的基督徒，（他們被稱為拿撒勒教派NAZARENES），認定他們是同情和傾向羅馬帝國，而羅馬帝國正是波斯帝國又恨又怕的死對頭。在波斯王舍普二世(SAPOR
II)統治的那一段長時期，這種猜疑演變成暴力的迫害，瑣羅亞斯德派的憎侶們，渾忘了他們的先祖（就是那受星光指引到伯利恒的博士）的教訓和見證，大力煽動這些迫害，四十年之久，基督徒備嘗煎熬，遭殺害的基督徒達一萬六千多人，凡承認主名的人，都遭受莫名的痛苦和莫大的損失。但他們以無比的堅忍與信心，經過了這些漫長可怕的試煉的日子，至終勝了一切，經歷了由三三九至三七九年一段受苦的日子，後來教會終於重獲宗教自由。
當年留存至今的著述中，有一本叫《波斯哲人》的書，是把阿夫勒赫(AFRAFAT)的講章，收集成書面世。書中論及教義與實行，但居然對當時因西方教會爭辯教義而舉行的尼西亞會議，隻字不提，亦未見提及亞流和亞他拿修兩人的學說辯證，可見當時羅馬帝國與外地彼此疏離的情形。書中第一篇講章，論及信仰，內說：“什麼是我們的信仰？信仰就是：相信神是萬主之主，也是天地海洋及其中所有活物的創造者，並相信祂曾照自己的形像，造了亞當；又將律法傳給摩西，將聖靈分賜先知，甚至差遣基督到地上；且相信人死後復活，相信浸禮的奧秘。這就是神的教會的信仰。還有，人要脫離下面的事，就如：對日子、安息日、月份、節期等的墨守，和各種迷惑、占卜，星相學、巫術等，且要禁戒姦淫、醉酒荒宴和世俗虛談，因為這一切都是邪惡者攻擊人的武器；不要用甜言蜜語奉承人，不可說僭妄褻瀆的話，不可淫亂，不可作假見證，也不可欺騙人。一切出自信心的善行，都是建造在那真正的磐石上；那磐石就是基督，是一切建造的根基。”阿夫勒赫還批判了瑪西安和摩尼的教訓。他指出，有許多事是我們所不能明白的；他並且承認神是三而一的奧秘，但反對人提出質疑的問題。“諸天之上還有什麼？誰能回答這問題呢？地底下又是什麼？這問題亦無人能解答。穹蒼在何處鋪開？諸天懸於何處？大地以何為枕？深淵以何為界？我們這些屬於亞當的人，憑自己的理性，根本無從領會這一切，但我們准知一件事：神只有一位，基督只有一位，聖靈亦只有一位，一信，一浸。再說下去，我們就無從探索；若勉強談下去，就會顯出我們的愚昧；若要進一步探索，我們就委實有心無力了。”阿夫勒赫研究預言的結果，使他相信波斯如要侵犯羅馬帝國，就必定會失敗。
當羅馬帝國以基督教為國教的那段時期，波斯境內的基督徒大受逼迫，使兩國關係趨於緊張。三九九年，波斯王耶士德格一世(YEZDEGZ
I)登基，羅馬皇帝差遣馬盧達(MARUTA)主教前往斡旋，以求基督徒免受殘害。馬盧達主教的外交手腕果然不凡，他與當時首都的主教長以撒克(ISAAK)聯手，征得波斯王同意，在悉勞西亞召開會議（四一O年），重組大部份因迫害遭受破壞的波斯教會。在此項會議中，有兩位出席的官員，稱以撒克為“基督教的元首”。
馬盧達親自帶來西方主教們的聯名函件，經翻譯成波斯文，呈波斯王審閱後，獲准在主教的集會中宣讀。其中所提各項條件，立即獲得全體的同意。當時波斯的信徒剛從大患難中出來，對任何能許以和平的方案，自然均欣然接受。根據會議記錄，會議是在那得勝而偉大的耶士德格王執政第十一年中舉行，其時基督的教會，巳恢復享受安泰平和的日子，王亦已頒予信徒有集會的自由，使他們不論或生或死，均能榮耀神，並將迫害的威脅和陰影，從他們身上挪去。他又曾下令，吩咐將所有曾受毀壞的教堂重建，粉刷一新，聖壇重新開放使用，使經歷各種試煉、擊打、捆綁的信徒，重獲自由。會議記錄又寫著：在會議中，悉勞西亞主教長以撒克，那備受敬重的偉大教父，被選為東方教會眾主教的元首，他在神面前，配得權柄統管全東方的眾教會，為眾民和神的教會，引進和平與安息。他的謙和與尊榮，遠超東方眾教會的各主教之上。……這次協議得以成功，亦有賴來自西方教會的和平使者馬盧達主教，他亦滿有智慧和尊榮，為東方和西方的陣營，帶來和平與團結，他為了建造神的教會，不辭勞苦，使西方教會眾主教所訂立的律例和信條，得以在東方教會內施行，啟發真理，並使神的子民得教誨。雖然兩地信徒在肉身上彼此遠隔一方，但因著羅馬地眾主教的關注，東方眾教會亦大蒙眷愛。
當時教會已脫離了一切的逼迫，信徒大大喜樂，感謝神所施行的大工，並為王祈求，願他長壽，甚至願他長生不老。他們當日在會議中那榮耀的一刻的感受，據說尤如在心靈中親自覲見基督榮耀的寶座。記錄上還寫著：“我們一共四十名主教，來自各地，現今聚集一起，留心聆聽西方眾主教們的來函。”函中指示每一城市只能設立一位主教，無須多設。（這一個聲明，實在多餘。）按立主教，必須由大主教教區所委出的三位、或三位以上的主教聯合主持：函中又指定各宗教節期的日期，而君士坦丁時期舉行的尼西亞會議所通過的信條，在會議中亦當場宣讀，並即獲全體出席者簽署通過。以撒克說：“反對這些值得讚揚的律例和絕妙的信條的人，願他受神所有子民的唾棄，並願他以後不能再在基督的教會中立足。”記錄中還說：“當時所有主教們均同聲說阿們，同意他（以撒克）所宣告的。”接著馬盧達說：“所有這些律例和信條，一一騰寫下來，末了我們將一同簽署，以立永約的方式，表示同意。”以撒克接下去說：“我領先在眾人之前簽名。”然後從各地來的主教跟著說：“我們亦欣然接受，同意以上所寫的，並在末頁一同簽署。”檔呈交皇上過目後，以撒克和馬盧達又一次轉向主教們說：“以前你們備受苦害，只能暗中行動，但現在皇上已為你們取得和平，他亦已樂意指派以撒克作全東方教會之首，在皇面前出入。自從馬盧達主教為你們帶來和平，皇上對他更是恩寵有加。”隨後會議更訂明選立以撒克和馬盧達的繼任人的規則，繼任人選須經皇上同意。關乎元首的地位，會議記錄上說：“不准有人結党反對元首。如果有人起來反對或背逆，其他的人必須立刻舉報，並向皇上請示，由皇上裁定他的罪名。”以撒克和馬盧達兩人，又向主教們再一次保證這些有利於天主教教會的教條，各人表示歡迎，並同意開除反對的人的教籍，使他萬劫不復，並交由皇上處以極刑。
會議中還定出許多其他教規，諸如僧侶們必須獨身，終生不娶；因路遠而不能出席會議的主教，亦須接受會議中所通過的規條。此外，有些從起頭就反對以撒克的主教，則定以叛教罪名：在信徒家中的聚會，一律禁止；教區範圍劃分清楚；每教區內只准設立一個教會。
就是如此，東方和西方教會宣告合一，主教們分頭住各地去，排除一切異己的主張，不再容許表示相反意見的團體存在。
可是，以上一切安排和部署，到以撒克死後，就無從實施，事情就落在皇帝手中；當時不少權貴參加了教會，引起教士們的疑忌，而皇帝始終仍是保留舊有信仰，深受部份神甫所影響。當時以撒克不復在人世，無人從中排解糾紛，結果其中一部份教士，持著權勢，公然反抗皇帝，皇帝一時無法可施，索性就地處決了好幾位反對他的教士，後來皇帝駕崩，先後繼位的耶士德格二世和巴涵五世(BAHRAMV)的時期內，便爆發了對信徒廣泛及厲害的迫害。 是時，在西方發生了一些事，日後為敘利亞和波斯境內的教會，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聶斯托利(NESTORIUS)是安提阿的傳教士，生於敘利亞境內托勒斯山麓的小村。在四二八年，被拜占庭帝國提阿多修二世(THEODOSIUS
II)
事實上他並未宣揚什麼“聶斯托利”主義。名義上他是為了一點教義上的爭端而被放逐，實際上卻是他那同儕息利爾主教，因忌成恨，不能容他。後來不少同情聶斯托利的主教，也相繼被黜，紛紛逃往波斯避難，結果大受當地教會歡迎。這些大量湧人波斯境的教士，兼備纔能與經驗，為當地教會帶來不少的復興，且成了福音更向外傳播的新動力。從此，東方教會給人統稱為“聶斯托利派”，（雖然他們本身對這稱呼並未同意，甚至表示抗議。）原因是他們擁護聶斯托利的主張，（其實他本人亦沒有持什麼特別主張。）然而東方教會實際上並未接受這些見解。他們與拜占庭及羅馬兩地的教會，均截然不同，甚至立場亦各異。其中有人這樣說過：“人稱他們為聶斯托利派，委實沒有什麼根據，也太冤枉了，他們也未奉聶斯托利為鼻祖，甚至連他用以著述的拉丁文，也一竅不通。他們不過是支持與他相同的見解，相信在那位獨一的神子、獨一的基督內，有雙重性格與雙重位格同時存在的真理，因為他們本身也是這樣的領會。因此，若說是他們隨從聶斯托利的見解，那倒不如說是聶斯托利受他們的影響。”
聶斯托利在被流放期間，把自己的信仰，編著成書出版，以《荷勒克拉斯的市集》(THEBAZAAR
OF HERACLIDES)為題，對作者的姓名隱而不宣，避免該書遭受燒毀的可能，下面是錄自該書的內文。論到基督的順服，聶斯托利說：“祂取了奴僕的樣式，自甘卑微，完全卸下了神的形像。祂並未得著尊榮與權能，也未受人敬拜。雖然祂本來是神子，但成了奴僕的樣子，站在人子的地位上，全心順服神的旨意，不照自己的意思，也放棄了自己的定意，完全遵照那就是“道”的神的心意。這正是“神的形像”的含意，好叫奴僕的樣式不再有自己的意思和揀選，只有那原來形像的旨意，這就是神的本體要取了奴僕形像的原因。祂也沒有逃避任何屬於奴僕的卑微樣式，反而把這一切全盤接受下來，好使”屬神“的樣式能充滿其中，而且毫無保留地承受了一切出於奴僕的樣式，因為唯有如此，祂纔能除去那首先被造的人的罪愆，並且將那因罪而喪掉的本來形像，償還給人。因此，他取了那招致罪惡並受罪所轄制與奴役的形像，而且蒙受了各種的羞辱，這原是合宜的，因為除了祂的本體以外，不可能有屬神的、可敬的、或自主的本性。”……當人脫離了一切叫人不能順服神的因由後，他就能真真正正地、毫無疑問地脫離了一切的罪。因此神子取了那犯罪的模樣，並沒有運用那不能犯罪的本性，免得有人以為祂沒有犯罪，並非出於順服，而是因著祂的本性，使祂不能犯罪。祂雖然有了屬於我們本性的一切——就如怒氣、要求、思想等，而且在祂慢慢長大的過程中，這一切性情也隨之而生，但祂那順服的心志，卻愈過愈堅定。……而祂的順服，不是顯在一些叫人可以贏得尊榮、權能或名聲的事情上，而是顯在一些叫人感到可憐、難堪、可恥、和軟弱無能的事上。這種情況下，最易叫那願意順服的心志受挫，因為這些事完全不能吸引人去順服，反而會令人鬆懈，甚至逃避。而同時、祂亦未得著任何鼓舞，祂的順服，純粹出自祂內心對神的順服的愛慕，因此祂實在是一無所有。雖然祂身處逆境，祂卻從未在思念神的事上後退，撒但千方百計要使祂離開神，不紀念神的事。撒但又見祂毫不焦急，只一味順服、遵從神的命令，並不急於施行神跡奇事，也似乎並非專以教導為事，因此更傾其全力要敗壞祂。祂與人一同出入，處處受制於各種誡命律例，祂本可以背逆不聽命令，但祂沒有這樣作，反而在人中間，事事顯出祂的果斷勇敢。祂並末取法任何與別人迥異的方式來支援自己，祂所取法的，也不過是與普通人所用的一般無異，這樣就表明祂不被罪所玷污，原因不是祂有任何特別的幫助；祂也決不會因為沒有這些幫助而致被罪玷染，因此祂或吃或喝，都遵照一切誡命去作，祂雖然疲憊乏累，汗流滿臉，仍然堅定下移，一心依照神的旨意而活，沒有任何事物能使祂離開神的旨意，因為祂不是為自己而活，而是為祂所屬所本的而活；為此，他保守了自己毫無玷污，因此祂能叫人靠著祂勝過一切。”論及基督受浸和受試探的事以後，聶斯托利接著說下去：“祂並沒有用死亡的方式，來解決人的敗壞，卻是使人愛慕更美的事，並説明他。”
祂又指出撒但要除減人，引誘他們置基督於死地，使人徹底淪亡，然後接著說：“祂為我們這些犯罪的人而死，祂要進入死地，就如人必須毀壞一樣。祂並沒有退後，卻甘願死亡，為要敗壞死亡的權勢。……為此祂以無比的大愛，全心順服，不是為了要祂自己無可指摘，而是要擔當我們的罪；不是為了祂要得勝，而是要使人人得救，因亞當一人的過犯，眾人就都被定罪，照樣，因基督一人的得勝，眾人也都蒙赦免。”
當東方眾教會在羅馬帝國勢力範圍外蒙受“聶斯托利”的汙名而被人誣為異端份子的時候，波斯的統治者知道這些教會不可能與君士坦丁堡或羅馬的教會聯合，於是樂於多給他們一點自由。這個自由的機會，加上由西方流放而來的教士們所引發的動力，使東方教會頓然生氣勃勃，火熱興旺，將福音廣傳給四周的異教徒。同時，另外一股要把教會統一組織起來使歸屬一位元元首統治的勢力，亦正在增長中。所以，當教會正紛紛在遠地各處建立起來的時候，主教管轄區亦隨之形成。在新設的教會中，各有主教，但均與中央組織緊密聯繫。因此，當福音使者為了愛主和愛異教徒失喪靈魂而幾經艱苦、長途跋涉將福音傳揚出去的時候，聖靈顯出拯救靈魂的大能，但同時漸漸形成的中央組織，亦在新建立的教會中慢慢顯出控制的影響，使教會日漸離開聖經原則，以致教會一開始就有了軟弱，至終自食其果。
因為信主的人日漸增加，主教管治區亦紛紛成立，遠布密輔(MERV)、侯勒特(SERAT)（即今阿富汗西北，譯者按），撒馬爾罕（即今阿富汗以北，譯者按）、和中國及其它各地。在馬德里附近，和德勒芬哥(TRAVANCORE)的克泰蔭(KATTAYAM)地方，曾發現了一些七、八世紀的上面刻著銘文的石碑；其中一個鐫了下面的文字：“這一位曾在十字架上受苦被害的，祂是那位真正的基督、獨一的神、永遠純全的指標。”在印度各地，亦有不少教會。在八世紀時，有一位名叫大衛的人，被委為統理中國幾個主教管治區的大主教。在九世紀時，有一份主教名單，內列出印度、波斯、密輔、敘利亞、阿拉伯、侯勒特、撒馬爾罕等地的主教姓名，其中還列出一些因路遠而獲准無需參加每四年一度大會的主教名字；他們只須每六年呈交報告，並要按時把收集到的奉獻金，送去供給大主教管治區的需要。這些滿腔熱血的傳教士，足跡遍及亞洲大陸、甘巴樂(KAMBALUK亦即彼艮PEKIN)、克殊格(KASHGAR)、和錫蘭等地，各處均設教區，甚至深入韃靼瑞(TARTARY)和阿剌伯；教區範圍包括敘利亞、伊拉克和哥萊珊(KHORASAN)等地大部分居民，在某些地區甚至與里海毗鄰，其中還有蒙古族人，他們把聖經翻譯成幾種文字。有一份第九或第十世紀的手稿，內載他們曾把新約譯成一種印度與伊朗通用的文字。在中國西安府，發現了一塊碑石，（即普通稱為“景教碑”，譯者按。）上有頗長的碑文，以敘利亞文及中文寫成，日期當在唐太宗時代（七八O—七八三年）；碑頂刻有十字架，並鐫刻著：“自大秦傳至中國的要義，立碑為志。”其上並記載了 一位元名叫阿羅本(OLOPUN)的傳教上，在六三五年自大秦國東來，帶來聖經與聖像；又記著當時聖經如何譯成中文，並獲皇上欽准，得以公開傳教；又記敍了當時教義如何傳揚至各地，並在玄宗時期（七一三至七五五年），又來了一位佶和(KIHO)傳教士，以後雖有佛教興起，但教會仍得以復興；碑文內提及聖像，可見當時傳至中國的基督教，已從原來純正的福音墮落了，信仰離開了聖經的原則，結果給後來興起的回教預先鋪好了路。此外，當時信徒人數日增，但聶斯托利派教徒（在中國稱景教徒，譯者按）的道德與見證，亦漸敗落。八四五年左右，中國唐武宗拆毀了許多景教與佛教的教堂，強迫教徒恢復俗人平常生活，強調他們必須重新回到納稅人的行列中，重操在各人家中應盡的本份；外籍教徒則悉數遣返原地。
當回教勢力席捲波斯地時，大量的迦勒底人(CHALDEAN)，又稱聶斯托利派教徒，或分散各地，或改信回教；此情形尤以阿拉伯及波斯南部為甚。後來社會秩序恢復正常以後，亞伯篩(ABBASIDE)成為卡立夫統治巴格達時，敘利亞的基督徒在宮廷內，或任御醫，或任大學士，教授哲學、科學、及文學。七六二年，悉勞西亞被毀後，主教長移至新首都巴格達任職，此時成吉思汗(GENGHIS
KHAN)崛起，東征西討，所向披靡，蒙古人卒於一二五八年攻陷巴格達。但這些政治形勢改變，並未給敘利亞教會很大的影響。那些蒙古異教徒，對宗教採取寬大態度，當時他們亟欲與西方聯手對抗回教勢力，還派出聶斯托利派信徒，負責與西方勢力進行政治談判，擔任重要角色，其中有一位中國景教教徒，名叫洛合三世(YABH-ALAHA
III)，出身寒微，但很快擢升為敘利亞教會的主教長（一二八一——一三一七年）。
在七至十三世紀期間，東方的敘利亞教會，與西方的羅馬及希臘教會，等量齊觀。敘利亞教會勢力所及，幅員廣闊，人口甚多，向波斯與敘利亞的四方伸展，遠達印度及中國。這些突厥語裔的民族，大部份的人，包括他們的統治階層，都皈依了基督教；在亞洲的重要城市中，教堂與異教廟宇和回教寺院一樣多。
在俄羅斯突厥族的高山上，在炎熱的鹽湖以悉究(ISSYKKUL)附近，發現了兩處墓地。其中數以百計的墓石上，均刻有十字架；其上銘文表示葬身該處的都是聶斯托利派教徒，都是十三世紀中葉至十四世紀中葉時期的人物。從這些姓名所示，他們都是屬韃靼族人(TARTAR)，正好是現今在該地區居住的大多數民族。銘文是敘利亞文和土耳其文。除了大多數是當地的聶斯托利派信徒外，亦有來自其他地方的，其中有—個中國婦人，一個蒙古人，一個印度人，和一個維吾爾族人(UIGUR)，可見當時在中亞細亞各地的信徒，彼此均有交往。墓碑上還記著某人的學問；某人的恩賜；某人殷勤服事教會等等，姓名前多冠以“信徒”二字，篤愛及渴望之情，溢于文中。其中碑文之一二如下：“此為柏實(PASAK)之墓，一生為耶穌我主而活。”——“此為可愛少女茱麗亞(GULIA)之墓。”——“此為肅瑪(ZUMA)之墓，身為教士會長，得享高夀，備受敬重，出身貴族，為紀峩哲(GIWARGIS)將軍後人。願我主以其靈聯于諸聖父老在永世之靈”——“此為教會訪客柏蒙穀(PAG-MANGKU)之墓，為人謙和篤信。”——“此為雪列哈(SHLIHA)之墓，生前注釋及教授聖經，負盛名，嘉惠士林，聲名響亮，乃父彼得，為尊嚴智慧之聖經注釋家。願我主使其靈魂與眾義人及諸先祖同得安息，同享天上福樂。”——“此為隸克(TAKE)神甫之墓，極其熱心服務教會。”
為了爭取蒙古可汗的歡心，聶斯托利派教徒與回教教士間，彼此鉤心鬥角，結果回教徒漸占上風，敘利亞基督教勢力日漸沒落，十五世紀初期，帖木兒(TIMUR)亦即(TAMERLANE)王朝興起，建都撒馬爾罕；他雖身為回教徒，但在攻陷巴格達後，照樣掃蕩一空，亞洲大部分地區遭受這空前的浩劫，毀壞淨盡，從此一蹶不振，亞洲西部的基督教亦迅速埋沒。
在十三世紀以後，方濟各會和耶穌會的教士，遠涉萬水千山，向東方傳教，抵達中國境內，發現已有不少來自敘利亞的基督徒。方濟各教士約翰蒙特可維諾(G0HN
OF MONTE CORVING)，於一三二八年死於中國。他曾經記述下面的經歷：“我在主曆一二九一年離開波斯的陶烈斯(TAURIS)，前往印度，在該地逗留了十三個月，為約一百名信徒施洗。……後來繼續前往中國，也是韃靼皇的國土，人稱元世祖(GRAND
CHAM)。我向他呈遞我主教皇的函件，勸他改依天主教，信奉我們主耶穌基督。但他迷信偶像，積習難改。但他向教徒態度寬容宏豁，我得以住在宮中，達兩年之久。其時有景教，自稱基督徒，其教義卻違背基督教真理。他們人多勢眾，不容任何其他的基督教派存在，其他的教派要建小教堂，或印行與景教信仰相砥的教義，亦遭禁止。”蘇坦尼亞(SOLTANIA)大主教，于一三三O年，曾記述過有關蒙特可維諾的事蹟說：“他為人正直，蒙神喜悅，受人愛戴。……如果當時沒有那些假冒基督徒之名、實際卻奉行異端邪說的景教徒諸多阻撓，他大概能把全國人民帶領歸信天主教。……他與景教教徒極力爭辯，勸導他們信奉羅馬神聖教會，又告訴他們，非如此不能得救。為此原故，那些景教‘分裂教會份子’，對他極度憎恨。”據說當時在中國信奉景教的人，約有三萬，財雄勢厚，教堂華麗莊嚴，其內擺設十字架及紀念神和聖人的各種聖像。“相信如果他們肯與少數教派的教士合作，又和國中其他善良的基督徒和平共處的話，他們很可能使全國人民，包括皇上在內，都皈依真道。”約翰蒙特可維諾本人，在論到他工作的方法時，曾訴說他的弟兄們久疏通信，而他甚為渴望能獲悉來自歐洲的消息。他提及有一位周遊四方行醫的人，說：“他在此地各處故播謠言，誹謗羅馬，我們教會和西方社會，有關這些事，我十分希望能獲得可靠資料。……”他又去信要求多派人協助他，並說他已將新約和詩篇翻譯成中文，又吩咐人“以最佳書法謄寫出來，就是這樣，藉著抄寫、誦讀、和講解各種方式，我為基督的律法作了公開的見證。”
當羅伯馬禮遜(ROBERT
MORRISON)被倫敦會差往中國從事翻譯聖經的艱巨工作前，他在倫敦研習中文。有人將大英博物館所收藏的一份中文手稿給他參考。手稿包括四福音合編、使徒行傳、和保羅書信，還有一部份是拉丁文——中文字典，據說全部出於一位元十六世紀的羅馬天主教教士的手筆。在中國的編年史記載中，說及在元朝傾亡後，明朝開始（一三六八年）的時候，“有人從大西洋彼岸來首都，宣揚天主耶穌生於猶太地，亦即大秦（羅馬）古國；又聲稱本國在史中早有記載，在世界被造之始就已存在，已有六千年歷史；因此，這地無疑是歷史聖地，世界文物的發源地，而且應該是天主創造人類的搖籃。這些敍述未免誇大其辭，不足為信。……”
除了在南印度馬六巴(MALABAR)沿岸，及他們祖家附近烏律邁亞(URUMIAH)一帶，還殘留一些敘利亞基督徒以外，以前分佈在亞洲各地的波斯和敘利亞教會，早已消散。
一直到三世紀，這些教會在處理教會事務上，都能保持以聖經為根據的純正作風，他們亦未捲入當時西方教會在神學上的爭論，因此，那些跟隨使徒遺風的福音使者，被這些教會差遣出去，都能專心盡力傳道，在亞洲、甚至在最遠的角落，將福音傳開，建立教會。四世紀時，羅馬帝國內的基督徒所受的逼迫稍告緩和的時候，在波斯和東方的信徒，就進入火一般試煉的日子，那痛苦的經歷，委實是前所未有的，但他們忍受了，並且靠著信心和忍耐，勝過了試煉。事實上，當時教會因巴伯賓阿給所發動的聯盟而失去的元氣，遠比在逼迫試煉中所喪失的為大。這個聯盟運動，就為五世紀初葉悉勞西亞會議鋪路，引進了羅馬天主教會的制度。但是，因為波斯帝國和亞洲其他地區的統治者，始終未有信奉基督教，所以這種天主教制度在東方要施行的時候，就不見要加以修改，以求適應，而因此政教合一，在東方成了不可能的事實；在君士坦丁時期教會因與政府聯合而導致的腐化情形，亦因此而不可能在東方重演。為此之故，按理來說，東方教會的情況，應該不會更壞，可惜羅馬教會一切組織制度，就如教區組織、僧侶、主教和大主教的制度等，帶給教會的影響至大。東方教會捨棄了聖經內有關教會和長老的原則，反而抄襲了羅馬教會的體制，結果眾人為爭奪主教或主教長的高位，不斷引起結黨分爭，爭權奪利，分化了教會的力量，以致雖然也有一些復興，但對當時教會日走下坡的頹勢，始終艇力挽回。教會中有權勢的教士，只顧鞏固自己的勢力， 無心尋求聖靈在眾人當中運行的明證，亦無心藉著神的話，把人領回來一心歸服主。
聶斯托利派，曾要把東方教會脫離西方主教的勢力，如果他們在當時能使教會恢復依從聖經的樣式，按理他們是可以給教會帶來復興的。但可惜的是，雖然他們曾一時激發起傳道的火熱，卻未能掙脫教士的權勢，亦未能破除人對聖禮有救恩效驗的迷信。當時教會雖未與政府聯合，然而受封立的主教長，依舊可以向政府求助去強施教令，所以亦未見政教分離之利；政府亦可以透過主教長去使教會就範。教會聽命于悉勞西亞或巴格達，而不是持定元首基督，亦不學習仰望那位“在七個金燈檯中間行走的”主；教徒亦只聽命于主教，而不是倚靠那位把諸般恩惠厚賜與眾人的聖靈，藉此成聖，並把福音廣傳。結果，崇拜聖像的風氣就有了機會傳開，大大削弱了在拜偶像的異教徒中為福音作見證的能力，以致無法抵擋回教勢力的狂潮。這本是基督的真理可望發揚光大的地區，至終卻完全落在回教的控制之下，時至今日，仍未能脫離它的掌握。――
博饒本《走天路的教會》